，不是你们写诗的人所能掌握的。当然我们懂不懂诗也就不重要了，只要我们有权利就成。我们的教材里比这更无理c更混帐的事多的是，如巴金解释自己的作品，居然没有教学参考书上的解释权威，如果巴金参加考试，不按教学参考回答，得个零分也属正常。李英群难倒巴金，见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谁让你巴金不去编语文教学参考书呢教材只认权力，不认真理。谁比巴金本人更了解自己写的文章呢恐怕只有排斥作者阐释而只注重文本研究的现代派评论家才玩得出来，但编教材与教参的好像并不怎么现代呀不然编的教材老是过时的“老古董”呢他们倒是更像古玩店老板呢一位诗人兼校长的杨然义愤地说：“我怀疑这个国家在有意冷落现代诗，排斥现代诗，甚至迫害现代诗。”杨然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见星星诗刊1999年第一期。该文未刊之前，蒙诗人张新泉兄提供草稿复印件，对他与杨然一并致谢

    杨然的激愤里固然有为新时期的诗歌辩护c喊冤的意思，但这样的教材不只是新时期的诗歌要喊冤的问题。更冤的还不在于冷漠了诗歌。比如贺敬之所写的桂林山水歌，其诗歌艺术怎样，我们都不去谈他了。就像诗人毛翰所说，贺诗为桂林山水增色不少“祖国的笑容这么美”，“可惜写作的年头不大对劲”，因为诗歌的落款日期是“1959年7月，旧稿1961年8月，整理”，“适逢天灾，连续三年大饥荒，饥殍遍野”毛翰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刻不容缓，见南方周末1998年9月18日转摘自杂文报。。我十分赞赏毛翰的火眼睛睛，但我也有两点不同意思。其一，这样的诗句，以现今的眼光看，说不上对桂林山水增色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是私见；其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什么天灾而是，甚至很不“自然”，这是有研究者的科学判断为据的，是公论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10期。也许有像金辉这样认识的人并不多，但我是服膺科学研究的人，因此哪怕一种观点只有一个人坚持，我仍称之为“公论”，因为真理跟人数的多少没有关系。道理很简单，真正的科学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作过一些调查，类同于“口述历史”，会在将来披露。也曾撰文饥饿的历史，收入拙著知识分子的鸦片将由长春出版社出版，我谨代表在那极不“自然”的三年间饿死的五位亲人，对金辉同志的研究深致谢意。贺敬之当时写此诗，固然不足为怪，因为诗人成“歌德派”是“进步”的表现，谁不想“进步”呢何况这“进步”里有更多的“利益”。诗人粉饰残酷的现实，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还去当“歌德”，这不是有同情心的人应该做的，有伤人道是自不必说。但编教材的人选这样的诗，其用意何在我没看到关于理解该诗的教参材料，但我想绝不会是让学生知道那段的参痛历史。在今日还去粉饰那样的伤痛，不让我们民族去反思自省灾难的过去，教材编写者未免太不称职，有负地下冤魂，实在是对个体生命的轻贱。这样的教材不只是学了没用，还简直是有害。但这样特定时期的诗作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入选中学课本，真是咄咄怪事我们编教材的人不反思过去的灾难，反而还带着赞赏的心态，去误那些还没有辨别能力的中学生，让他们对国家灾难的过去无从知晓，这难道不是有意割断痛苦的记忆和灾难的历史，将其掩盖和粉饰起来我们到底要告诉学生一个怎样的过去，这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教科书的历史问题。

    我们教材的编写，一方面仿佛在开古玩店，卖老古董，教材成了“废品收购站”。这并不是说不能选我们古代文化中的精美篇章，而是指在选时人的篇目时，不要为了政治的需要远离我们的生活，而应将那些“假大空”的作品拿下。连作者自己都认为不好的篇什，如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