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这些有关中国政治模式的“名”虽异，而“实”却大抵可以作一个概括，即可“称之为动员系统c运动政权c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参见詹姆斯r汤森c而兰利特沃马克著中国政治p1727，顾速c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从思想上，这自然就会出现所要求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从体制上在“文革”中直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进而使其完全成为政治体制的直接胎生品或影子，纳入“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框架之中，见袖珍本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书，“内部学习”，1969年9月北京。完全丧失教育自己固有的与其它方面不同的特性。这种将教育完全纳入上层建筑c意识形态所掌握控制的思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改变，知道从某种程度上尊重教育的自身规律，但至今我们对教育作为文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局限或党派控制所具有的超越性，不愿正视，熟视无睹，因为教育是个漫长的延续性的文化行为，不管任何朝代更替，政府兴废，只要人类不灭绝，教育肯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赓续其生命，其得以留传者正在于它的内核中具有绵延不绝的文化亲和力，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共同理想，那种超越阶级作为人的本性的人道主义内蕴。而这一切，正是教育应该阐扬发明的。比如我们的教育中对国家观念的过份强调，而对国际协作的观念强调得不够，其实原因在于，我们可能在利用民众对国家观念的认同而加以强调时，完全是运用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凝聚力，便于内部统一意志，箝制所谓的思想言论的异端而已，并非要真的与那些“帝国主义”过不去。这已经充分暴露了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教育体制，其教育思想的陈旧狭隘。

    要彻底根除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中一些过时的c与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相左的观念，需对我们不适应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进行深入而切实的改革，才能得以实现。汤森c沃马克在认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政治化有两种类型，其一为“纵向领导”，其二为“双重领导”，“第一种是从中央部委一直延伸到下级分支机构的官僚化网络；另一种是每个行政级别上相应的党委会不太官僚化的等级机构”，但是前者会妨碍“同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并造成地方部门抵制地方党委的监督。1956年党的八大批准的双重领导方式，规定职能部门同时向地方党委和上级对应的职能部门负责，从而加强了地方的控制力”汤森c沃马克著中国政治p299，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这种“双重领导”的方式大大地增加了党委介入政府行政的力度，在教育界表现得也相当的明显，因此就像任何行业的党政分开很困难一样，“双重领导”的行政管理体制至少从直观的角度看，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因为由此将出现扯皮推委的现象；但是大权独揽，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自然就会现决策失误，而且在事涉经济项目和其它诸方面利益时，便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务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p15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简言之，双重领导和大权独揽，都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降低效率，损坏公平，而在我们固守的范围之内，又不能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完全民主化的管理制度。稍有制度设计经验的人都知道，民主制度完全实行的是那种仿生学意义的制度设计，即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免于受约束的豁免权，也就是说它没有横行霸道的权利，因为自然界是一个天然的“调节阀”，除非出现像恐龙灭那种极端的外力因素的干忧，或许会打破这种生物链的平衡。而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