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保障的时候，弃教书而另谋高就，实在无可非议。就个人而言，这无疑是能说得过去的，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却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不必非议个人的选择，但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应该有比个人更为深远而前瞻性的准备，以及未雨绸缪的通盘考虑和打算，切不可头痛医痛，目光短浅，否则会遗患无穷而不可收拾。

    暂不说小学教师的严重流失问题，就是相对其地位比较高的大学教师，其流失的人数之逐年增加，青年教师的严重流失更是在高校中形成了青年教师日益明显的断层现象。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面对媒体大声疾呼：中国青年教队伍的建设什对于青年教师流失的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居安思危”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居危思危”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中国21世纪的高校就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侯自新这一呼吁，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只要看一看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提供的北大青年教师流失的百分比，你就知道不是什么人危言耸听，而是事实让人惊心与难堪。“北大青年教师每年流失的人数占留校人数的60到70北大目前青年教授只有115人，60岁以上的教授却有470多人，如果这些老教授一退，青年教师队伍就会出现接不上的问题。”像北大这样执中国高校牛耳的名牌大学都不能以其名声留住该校的年青教师，既可见市场经济的伟力，同时亦可反映我们在对待青年教师地位c待遇诸方面，既有失策，更是无力。这并不是说青年教师在物质利益的要求上比老教师要求得更多，北大力学系青年教师李水云就说，尽管外企c公司里与自己同等学历的人，其待遇要比他高出许多，但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起码的生活条件就行，但连这点都做不到，就只好走人。北京科技日报1998年9月24日，刘春香文。

    自然，教师的待遇偏低，实在有许多理由可讲，比如高校受旧有体制的束缚，统得过死，不能发挥其高科技和人才集中的优势，将其发明创造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在知识的市场化中得到效益，进而改善教师的待遇，增加科研经费，形成改善的良性循环，由是观之，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是必须痛加改革的时候了，观念亦须全面改变。但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我们痛感流失了真正的优秀的教师，成为教育界严重的“教师大逃亡”和“水土流失”，但另一方面又乏滥竽充数之徒，因此造成城市里面的中小学，尤其是高校里面的生职比c师生比居高不下，与世界1：14的平均师生比相比，不够优化，严重浪费教育资源。同时也表明我们高校的教师可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囿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体制，以及人浮于事的现实，加之对高校富余教师的优化组合不够，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与前一问题联袂形成高校在教师问题上的双重困境。城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也存在相对富余的问题，但农村的教师却严重的不足，民办c代课教师缺乏相应的教育程度，学历水准严重不达标，因此教师的质量和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中，农村中小学教育相对城市而言，形成了严重的跛脚，拉大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别。

    农村教师尤其是边远山区教师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缺乏严格的留住农村教师的切实政策，比如教师法里第2831条也只是对教师待遇的概略性规定，而没有顾及到老c少c边c穷地区如何留住并不充足的师资力量，甚至很多时候就教师法里的一些规定也被基层的教育机构弄得面目全非，使得农村教师的流失远远甚于城市。前苏联对安心在西伯利亚工作的教师有非常特殊的优惠政策，20年后原工资照发，还可自选到自己喜爱的大城市工作，再拿工资，也就是可得双份工资。老c少c边c穷地区教师的缺口始终无法满足广大学生要求入学的实际要求，但是作为基层学校又要尽量解决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