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美国政府就曾针对自己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说过，国家处于危机中，我们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虽与美国不同，但绝对不会少，而且似乎更加棘手。

    中国教育的危机是全面而深重的，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撮其大要：计有教育体制的僵化，譬如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校办社会”；提倡效忠的奴化教育观，浸透着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以及植入骨髓的动物式的实用主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及其相应的大肆挥霍浪费；师范教育缺乏前瞻性和整体性，师资培养的数量不足，质量堪忧，师德的严重滑坡，一方面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及薪金待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混乱，无度地高价乱收各种费用，政府虽三令五申而不能禁；教材编写的陈旧因循，不能反应人们急需的最新成果和人类进步的观念；学科的设置目光短浅，视野过于从狭窄，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无端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丧失了对社会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判能力；教学方式呆板无趣，填鸭和满堂灌无所不在，窒息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听话的木偶；学校管理人员的官员化，衙门化，冗员重多，人浮于事，师生比c生职比，严重失调，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合理且浪费甚多；“普九”义务教育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学生入学率c巩固率c毕业合格率c升学率，办学的软硬件设施，虚夸作假，欺上满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过于琐屑且观念陈旧，捆住了社会办教育的手脚，对私立学校表面扶持，实则制肘甚多，同时又对社会办学力量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性指导不力，存在泛滥趋势；而教育的体系从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并不配套，导致了教育畸形，人人争过“高考独木桥”，进而造成了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人才浪费的双重景观。等等。

    胡适先生1925年在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会上的谈话，颇合我们面对中国教育乐观主义者时唱反调的心态，虽然我自知自己的学力不足以胜任“魔鬼辩护士”这个角色，但为国家民族未来的生存计，向人人都完全取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迈进，不惮受取笑而芹献于人：“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d一catdiab一li。中古会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对出真理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252，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又如胡适先生在非留学篇中所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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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十万个为什么”。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教育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事关整个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进步的重要问题，政府实在是不能在教育中推卸其重责。我们一些以教育百姓为己任的官员，常常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我们该问我们替国家做了什么，而不应问国家替我们做了什么”。这句话其实由总统说出来并不算明智，我们的官员引用就更未见有多少高明，最好能由百姓说出才能反应出人的境界；倘使我们的官员说：“我们政府不问老百姓为国家做了什么，而只问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什么”，这才显示各承其责，各行其事的分工协作精神，一个社会才能和谐而良好地运转。

    而我们教育界有的官员，却禀承了官员固有的恶习，对事关百姓的教育事业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走形式主义的过场，以换取自己的官位高升，而根本不顾虚报浮夸的恶果。这当然也是上有好，下必盛焉的传统官场弊病在作怪。下面我们先来剖析一位普通教师写给中央电视台记者敬一丹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