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受到知识的调节c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缓冲，这往往有助于财富c工业和教育的进步，而且有时候甚至有助于公民自由的进步。

    由于曾经支持过暴政的各种偏见的削弱c由于商业和工业的精神它是使得财富消声匿迹的种种暴力和动荡的敌人的影响c由于前一个时代的野蛮行为所激起的历历在目的恐怖景象c由于各种哲学观念更加普遍的传播c最后还由于知识的普遍进步之缓慢而确凿的作用，风尚已经变得温和了。

    宗教的不宽容仍在持续着，但仅只是作为人类审慎的一种创造物c作为对人民偏见的一种敬意或者是对抗他们的激动的一种防范。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暴戾，火刑架已经很少点燃了，而是被另一种往往是更加随心所欲的c但却不那么野蛮的压迫所取代；晚近以来，人们实行的迫害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那只是出于习惯或出于阿谀奉承。在各种问题上，政府的做法到处都是在追随着舆论的进程c乃至于哲学的进程，但却是缓慢地而且是令人遗憾地。

    事实上，假如说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在哲学家们所已达到的知识高度和培养自己的精神的人们所达到的中等水平这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的话，而它们共同的学说就形成了那种通常被人所采纳而被称之为舆论的信仰的话；那么那些指导着公共事务的人们c那些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命运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体制是哪种，都远远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种舆论的水平上；他们跟随着舆论，但未能赶上舆论，更远未能超过舆论；他们总是发现自己落在舆论以及许多年代和许多真理的后面。

    这样，对哲学以及对知识传播的进步的这一史表我们已经阐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于察觉的作用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时代：这时，这些进步对舆论的影响c舆论对各民族的或对他们领袖们的影响，突然之间就不再是缓慢的和不可察觉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体之中就产生了一场革命，这就确凿地保证了会有一场席卷全人类整体的革命。

    在长期的错误之后，在被各种不完备的或模糊的理论引入歧途之后，政论家们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权，它们都可以从这条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论出来，即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

    他们看到了，要维护这些权利乃是人们结合成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的艺术便是要保证他们能以最完整的平等并在最广泛的领域内保全这些权利的艺术。人们感到要确保每个人的权利的办法，便是在每个社会里都要服从共同的规则，而选择这些办法c决定这些规则之权就只能是属于这同一个社会的成员的大多数；因为每个个人在这类选择中既然不可能追随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别人并不是屈从，所以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成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采纳而又不损害平等这条真理的唯一特征了。

    每一个人确实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这种大多数人的意愿的约束，这时那种意愿就成为了一致同意的意愿；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个人受到约束；即使是对于这一大多数，他也只能是当其决不会损害每个个人的权利。在它们得到承认之后时，才能订立契约。

    这既是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于这些权利的限制。这便是那种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数人所采取的决定对所有的人才成其为契约；当由于这些个人有了改变，那种一致同意的裁决其本身已经中止存在时，这种义务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无疑问，对有些事物，大多数人所宣布的往往或许是更有利于错误的，并且是违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什么才是根本不应该直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数来决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赖代替他们的理性的，并且也要由大多数来规定他们要更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