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c波里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波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3月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阳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c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朗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四营清军。当地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宁乞援。黄桂兰派出的三营清军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宁。扼守扶朗的清军向西退至桂阳时，黑旗军一部赶到，与之并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宜所部八营回防北宁；党敏宣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c东c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阳c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企图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四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涌球对北宁的防御有重要作用。据当时随军者记述：该处“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商民无不言，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1。可是，黄桂兰只派陈朝纲两营守涌球，直至3月11日，才调黑旗军千人加强该处防御，并挖地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黄又突然变计，将黑旗军调离涌球。就在这天下午，法军第二旅轻取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憻等开城遁”2。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c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c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c郎甲（今盖夫）c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1，余部集结于谅山c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c河口一带，于是，兴化c临洮c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二万余人，全聚于此，为数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2，以致在山西战后至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待法军增兵进攻，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3，前线指挥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黄桂兰c赵沃二人负责，以致北宁失陷前一日，对于前线紧急情形一无所知，失后两日，仍未得信。为此，清廷责备他“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4。以如此昏庸之辈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筹办广西边防以来，广西防军由原来的十余营增至五十余营；但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