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4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c选择反击方向c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1，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c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c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c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c北宁等地的失陷（参见附图十四）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2。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c临洮c端雄c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1。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2，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3，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c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c海阳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