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c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c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c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c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c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c没有食用油c没有纸张c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c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c机关c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c制鞋c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c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c合作社38c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c小型机械c军需品c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