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c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c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c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一（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一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z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一“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c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一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