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起码有两个真相：我说的真相，与玫玲说的真相。如果你相信我，我是个有说不出苦衷的人，如果你相信玫玲，那么我是个负心的坏男人。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我认识玫玲的时候，我在铜锣湾皇仁中学念中三，十五岁，玫玲在圣保禄修女学校念中二，十四岁。我们是在舞会认识的。

    她打扮像“十七岁”杂志中的模特儿，大篷裙，小白袜子，前刘海，马尾巴发型，熨得像油条，卷发地垂在脑後，秀丽、活泼、可人。

    我与她情窦初开，虽然没有花前月下，却也看过不少早场公馀场，小冰店里吃过菠萝冰，散步逛过维多利亚公园，陪她到大丸公司找新式衬衫，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然後会考毕业，我以五优二艮的成绩考进港大，再三思量之下，转到伦敦大学的皇家理工学院攻读，从此与玫玲故人万里关山隔，只靠信件来往。

    我们以为我们是相爱的，我是她的“男朋友”，她是我的“女朋友”，多年来家长们默许，习惯成了自然。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写信，每星期一我总是到邮局去寄出航空信一封，说些家常，贴上新鲜的美丽邮票。

    一切都是习惯，但谁也没怀疑过这种习惯。

    日子过去，春去秋来。我相信政玲对我是最最忠实的，在香港她考试毕业，於本校念了一年商科，学会速记打字，并没有升学，她在一间大商行内任秘书职。我有点失望。她家中是老式广东人，觉得女孩子没必要“留学”，况且出来一次实在需要太多的金钱，把这笔钱储蓄作为她将来的嫁柱，已是一层中等面积，可供收租的住宅楼宇。

    第一年暑假我没有回香港，我忙於考试，忙於社交，忙於在欧洲观光。我在IC非常快乐，呼吸着簇新的空气，新任大学生难免有种飘然的感觉。

    最主要的是，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叫姬亚。姬亚姓欧阳，伦敦出生的华人，英籍，会说一点广东话与国语，在伦大圣玛丽学院念药剂，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具魔力。

    她也是广东人，皮肤是南方人那种土黄色，正是西方审美眼光认为是最标准的东方特有肤色，大眼睛，用七彩的笔勾出明显的轮廓，头发又黑又长。而且多麽美丽的身裁！细腰、圆臀、长腿、胸部比起洋妞毫不逊色。全伦敦的男生都知道姬亚欧阳。

    但是别误会，那时我并没有变心。我不是那种人。

    事实上我像个呆瓜，一见姬亚使声明：“我是有女朋友的，她在香港。”

    我的确是告诉她，我打算做一个忠实的男人。

    她笑。

    之後我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聊天，说功课，谈国家大事，一起旅行，下棋。最好的朋友。暑假她与友人组织旅行团去东欧，我毫不考虑的跟着去。没看到罗浮宫之前，已经见到南斯拉夫戴乃历山脉的钟乳石柱。

    我都详细地告诉攻玲。

    在宿舍房间里，我有一张玫玲老大的照片。姬亚来看到，端详半晌，说：“幸运的女子。”

    我问：“是吗？为什麽？”

    後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们也没再提。毕竟只是小事，而且她对我很好，我说什么她都视为金科玉律——“俊国说的……”是她每句话的开场白。

    这个暑假使我增加体重十五磅。回到伦敦，我与姬亚打璧球减肥。

    姬亚问：“你有与她睡觉吗？”

    我怔住，球弹在我胸前，差点撞死我。

    “什麽？”

    “上床。”姬亚淡淡地说。

    “当然不！”我说：“她不是那样的人。”

    姬亚说：“上床与人格有什麽关系？喜欢吃巧克力与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两者之间没有比较性，你那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