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地捧着箱子回到房子里，小心翼翼地翻了翻里头的东西。档案夹的内容里几件处理中的案子，没什么特别。其他的文具、留言、零零碎碎的小纸片、很多很多报告、插着各种笔的笔筒....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Miles离开的时候是耶诞假期，桌上放着新旧两本备忘录，我随手翻了翻，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上头；带Kay去Bob’s、带Kay去看the  fantastics，有时候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了“Kay”。新年度的那本我出现在情人节，刚过去不久；Miles在二月十四日那一格写了“Kay”，还用红心框了起来，可惜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计划了。

    大略浏览过整个箱子的东西，手上的电子表正好响起整点的哔哔声。十一点钟，离我的上班时间还有两小时，不急。我慢慢地把散在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回箱子里；我能保留的Miles，也只有这些了。

    在放最后一个档案夹时出了点小意外，一个黄色的档案里滑出了几页，和一封封好的信。我打开档案打算把东西归位，却发现大有玄机。那是个没有名字的档案，内容是一个已经判决的诉讼，关于股市的内线交易案；被控涉嫌的是华尔街一个有名的财团负责人，手下有好几个企业，我常在报纸的金融版和社交版看到他；这家伙最后因为罪证不足而无罪开释。档案并不完整，只有部分的开庭记录和简报，还有那封信。信封上的收件地址是那个财团总部，收件人写着Charlie  Nelson，连邮票都贴好了，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发出去。

    弄好档案后我放回两本备忘录，旧的这本露出了一角小纸片，我翻到夹纸片的那一页看个完整。那是张中国餐馆的名片—金凤餐厅，我好像在唐人街见过这个名字，但记得已经结束营业了。夹名片的那一页—这算巧合吗？—是那个内线交易案宣判的日子。

    看起来这像是个很平常的案子，但直觉告诉我没这么简单。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把东西收拾进箱子，留下信和名片，先弄点东西给自己吃，换套衣服；如果动作快一点，我还来得及在上班前跑一趟华尔街，我打算自己把信送去，再看看能挖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到了大楼我才想到现在是人家的午餐休息时间，恐怕是挖不到宝了。没想到上了七楼一片乱哄哄的，一大片墙上不断闪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电话声、叫嚣声、报价声不绝于耳，没有人在意现在是午休时刻了。这就是信封上载明的地址—一家证券交易所，以它和Miles的案子的相关性来看，我倒是一点也不惊讶。

    似乎没有人有空停下来让我询问一下。每个经过我面前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向他们自己的目的地；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打断离我最近这张办公桌主人讲的电话了。

    “抱歉，我....”

    “什么事？”那人手捂住话筒，询问性地看着我。

    “我找一位Charlie  Nelson先生。”

    “Nelson....”他抬起头四处张望了一下，最后视线集中在我身后某一处，出声叫道：“嘿！Nelson，这位小姐找你。”

    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位Charlie  Nelson就是昨儿个舞会上那个很像

    Miles的怪好人。卸下了晚宴服和领结，今天他的长褐发在身后扎成一束，领带半扯开挂在脖子上，袖子卷到手肘，和这里每一个股票经纪人一样，一副忙得灰头土脸的样子。但是我没忽略他的面无表情中一丝....那算什么？惊喜？

    “你是Charlie  Nelson？”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

    “而你就是要找我的人？”他似笑非笑地问我。

    “没错。我替一个朋友送信来。”我直接切入正题，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