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寂寞，非常非常疲倦。

    唯一的安慰是出版社寄来的支票，然而手作仔能赚得多少？不外是生活略为宽裕一点而已。

    渐渐朋友的电话也绝了迹,  就算铃声响，也是编辑追稿。

    而我呢，成日伏着头，写写写，生活是这样沉闷，简直不能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倒霉的职业，时间悠长，一个人坐在家中，不能见客，没有同事，高度精神集中，写写写。

    我问编辑老潘说：“我想写长篇，长篇小说比较正气，可以出书，完整一点。”

    他瞪我一眼，“可是只要写得好，短篇也是契可夫。”

    倦的时候，巴不得抛开一切，管得他是什么托尔斯泰、海明威、沙洛扬、姬斯蒂还是其他。

    我自顾自说下去，“长篇……”

    “香港没有人要看长篇，越短越好，明白吗？站在车里，坐在理发店里，临睡之前，一下子就看完，最适合都市的节奏。”

    我腻了，我想抛下一切，到巴哈马去渡假。

    我冲口而出：“找一个没有人追稿的地方。”

    老潘冷冷的说：“那还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费用怎么样？还是趁年轻的时候多赚一点，手头有个积蓄，免得七十岁时东山复出。”

    钱……我疲乏的想：真害死人。

    一个月五个短篇，想题材会疯掉，上天入地，什么都写遍，自巴黎到地下铁，头大如斗，稿费再高，我也如一只榨干了汁的橙，瘪掉。

    “生活乏味。”

    “电视台不是偷你的小说来改电视剧吗？生活乏味，同他们打官司呀，把过程写下来，又可以出一本书。”

    我同老潘说：“是是是，出恭也写书。”

    老潘瞪着我，“你越来越粗俗。”

    我还嘴，“所以小说越来越卖得多。”

    “不理你，明天交稿。”

    有读者写信来骂我，说我作品味道越发淡了，不知所云，莫名奇妙，像一煲鸡汤，不停的斟出来掺水，淡得可以。说得很有道理。

    最好是只写一个长篇、一个短篇、一篇杂文。可是环境不允许。

    才在动脑筋，电话又来了。

    是明叔，日报老总。

    他说:“信收到了。”

    “怎么样？”紧张起来，是要求加稿费的信。

    “最近报馆被人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提出这个要求不太好，你说是不是？”

    我怎么说不是？“那慢慢再说吧。”

    “我会尽快答覆你。”他挂了电话。

    我放下笔，看看窗外，阳光正好，放下工作又到什么地方去？喝茶喝到下午五点，我便内疚起来，有种犯罪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那么优悠，做疯了。

    电话铃响，是妹妹。

    “什么事？”我说：“没时间聊天。”

    “姐姐，我答应老师到飞机场接一个朋友，我忽然有事，你代我去如何？”

    “开玩笑！”我怪叫：“你代我去我还不要！”

    “姐姐，那位来客是老太太，八十岁，她不可能摸到路到市区，你帮帮她。”

    我啼笑皆非，“你有什么急事？为什么出不去？”

    “小姐，我在医生这里，我忽然作动，看样子要生产了，”她说：“你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会走不开吧？”

    当然，这个理由已经够充份。“几点钟的飞机？”

    “四点半。”

    我看看手表，“叫什么名字？”

    “老太大叫谢斐素心。”

    “多好听的名字，我会拿着个牌子到飞机场去找她，现在就去，你放心了吧？”

    她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