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与食品加工厂，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还会有后续的步骤与措施，但我向你们保证，国家不会置你们的生活于不顾……”

    人群渐渐散去，有人一步三回头，疑虑重重，有人狠狠地往地上吐口浓痰，骂骂咧咧离开。

    安振邦晚上才回家，刚刚落座，场长来了。

    场长一进门就唉声叹气道：“书记啊，这改革，我看还是缓缓吧，难度太大。你看啊，农场工人本来过得不好，如果还要精简，这不——要是他们闹起来，局面难收拾啊。”

    安振邦给场长倒了杯茶，神色凝重。“农场的问题，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政企不分、权责不明、职能不全、双重负担等等，当然了，也不只是我们一家，普遍性的，改革是大势所趋。”

    “但——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场长仍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没有操之过急，我只是正视问题。国有农场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如果不改，只有死路一条。工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会着力解决。”

    “那你觉得应该怎样改？”

    “行政的归行政，企业的归企业。该合并的合并，该精简的精简。农场摊子太大，开支大得惊人，你是知道的。农场工人吃大锅饭惯了，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每天混日子，效率不低才怪。农场能够主导的财政权力有限，开源的空间受限制，目前只能在转变职能、缩小摊子上腾挪空间。”

    场长叹了口气：“理倒是这个理。”

    场长起身告辞，转身出门的那一刻，场长意味深长地笑了。

    晚上，安澜见爸爸手撑额头，愁眉不展的样子，放下作业，关心地问：“一定得改吗？”

    安振邦抬头看看女儿，瞬间舒展了眉头，笑着说：“是啊，不改不行啊。”

    “为什么？”

    安振邦一时不知怎么跟她解释，月姣替他解围道：“就像人生了病，得治，不然会越来越糟。”

    “你这比喻不确切，”安振邦苦笑，“原本不应由我们办的事办了，一些该办的事却没办好，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混乱。因为没有正确的、合理的规定，该使的劲没有使出来，不该有的负担却把人拖得很累，所以得努力调整，争取达到最佳状态。”

    安澜睁大双眼，表示不理解。

    “嗯——这么说吧，譬如搬家，我们现在这房子又小又挤，所以要搬到宽敞的、漂亮的新房子里去住，搬家的过程会很辛苦，而且先头两天，家里会很乱，但我们逐步整理，便渐渐地理顺了，摆正了对不对？”

    噢，原来是这样。安澜好像有点明白了。

    在白桦家里，白国强坐在灶台下，把卷烟吸得噼答噼答响。渔业队的顾大叔坐在长凳上，冲国强道：“会闹的孩子有奶吃，我们不能太老实了，我们去吵去闹，说不定结果就改变了。”

    国强摇摇头。仍然木讷地吐着烟圈。

    “听说你们家与书记家走得很近，书记的女儿跟你们家白桦交情很好，你去找他嘛。”顾大叔给国强出主意。

    国强却叹口气：“那更不可能，我想都没想过。”

    那段时间，白桦几乎一言不发，安澜便逮住白玉问情况。白玉说，渔业队实行自负盈亏后，队长就说盘子太大，要精简人员，渔业队原先的老职工大部分要转岗，转为农场的农业工人，承包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农民了。”白玉宽宏大量地说。

    “那渔业队总得有人干活啊。”

    “谢队长留了几个亲信。就是平时跟他关系好的。听说，那些人都送了礼。我们家可没钱送礼。”

    “那，那，还有工资吗？”安澜都有些结巴了。

    “没有了。听说还有养老金。”

    安澜惊讶得说不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