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曹操被封为武平侯，这是个县侯，封国在豫州的陈国，是曹操由兖州进入豫州的第一站。再后来，食邑又增加了三个县，加上武平，是四县，户三万。多是多了些，但没有什么违背汉制的地方。然而，此次进爵国公，却不一样了。在东汉的爵制中，虽然曾经一度设有公爵，可那也是王室内部的授爵，并没有扩展到异姓，而且昙花一现。异姓得到公爵，只是在王莽专权的时候，王莽被赐号安汉公。至于这个安汉公算不算一个爵位，还有疑问。王莽自己曾经在上书中说：“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那么，这个安汉公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了。可是，在王莽嫁女的过程中，有人就认为天子要娶王莽女，但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有司便就奏请给王莽增封土地，使安汉公国满百里。这样看来，安汉公又是爵位了。从奏请的内容看，有司显然是依照周制来行事的，但于汉制无依。直到王莽代汉立新后，在其新政中才使得古制代替了汉制，“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九州的恢复与封建五等似乎是孪生的兄弟，二者互不分离。

    在曹操进爵国公的设计上，董昭难道是在刻意模仿王莽新政？早在曹操占领冀州后，就有人劝他“复古置九州”，到曹操进爵魏公前夕，九州就恢复了；至于封建五等，即周制中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董昭也想到了，并且建议曹操恢复它。从曹操为魏公这一点上看，五等爵是恢复了。但是，要恢复古制，那就势必要废除东汉的王、侯二等爵，然而在建安十七年，献帝封四子为王，在曹操为魏公后，刘氏诸王依旧存在，王、公二爵并立，五等爵又没有恢复。魏公国还要依照“汉初诸侯王之制”来建设。并且，为避免王、公二爵并立造成的高低分歧，建安十九年天子再次做出制度上的解释：“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可见，前一年关于公爵的设立，设计者并没有考虑成熟便急于出台了。还让天下人都知道曹操要做王莽的学生，要代汉自立。

    而同样是在恢复古九州问题上，荀彧则表现得很慎重，认为不应操之过急，随即为曹操拟定了下一步的战略规划：“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荀彧想必已经意识到在天下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做出制度上的更化，会意味着什么？那时，曹操也没有执意而为，把九州的事暂且放在了一边，依照荀彧的规划，为平定天下，开始了他先北后南的征战。

    当董昭又提出进爵的事情时，“天下大定”了吗？荀彧势必要再次思考一下。自建安十三年曹操折戟赤壁，曹、孙、刘三家对峙的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打破，既然外部存在着难以控制的异己势力，就不能说天下大定，进爵的事情理应从长计议。

    荀彧不敢，也不会“背叛”曹操。而对汉天子生出同情之心，却有可能。作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他和天子接触的机会多。《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时间久了，荀彧会发现身边的献帝是一个聪慧的人，但却生不逢时，未免让人怜惜。而在荀彧死后，献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可见，献帝与荀彧的君臣感情不同一般。但是，对天子的同情，并不等于荀彧会因此而杀身取义，会为这名存实亡的汉家“殉葬”。审时度势，是一个智谋之士最起码的素质，司马光就说：“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纪五十八》）更何况，颍川之士的“冷静”是人所共知。孔融曾经和陈群就汝南、颍川士人的差别进行过辩论，孔融认为颍川士不如汝南士有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