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以后，唐初儒学内部宗派林立，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c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以后，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c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太宗皇帝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

    《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太宗下诏曰：“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物三百段。

    《五经正义》编成后，太宗皇帝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c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c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c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永徽四年颁行。

    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c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

    然则崔三郎于博陵崔氏考校时所解《礼记》之《大学》c《中庸》二篇之句时，与孔颖达诸贤所注之《礼记正义》中所解看似差不多，只是释义用词稍有不同，大致解法是一致的。然而仔细比对之后，会发现崔三郎的解法居然更为简洁明了，某些细微之处甚至是要优于《礼记正义》的。尤其是他以白话释义，更是见解新颖c解释清晰。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这种解法更为实用c高级。

    这个发现让一些个钻研经书的大儒惊愕不已，这，难道说区区九岁小儿在经书方面的研究已超过先贤孔仲达了？还是恰巧他只是对这二篇颇有心得？还是相信是后者吧，若是前者实在不敢想象至于他有关“有教无类”的一大段以及引出的“吾心就是宇宙c心即理，心外无物。”更是发人深思，并因此引发了争论。这种争论只在小范围内辩解，但其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暂且按下不提。

    总之，《三郎文集》犹若霹雳般在大唐文坛炸响，崔如英之名亦如生了翅膀般迅速传开。

    文集中包含了六首诗与释义辩答，就诗而言，首首都属上乘，其中有一首以中秋月为主题的诗亦是不可多得。

    是日，天空作美，正是秋高气爽好时节。夜色朦胧，秋风微凉，繁星闪烁，明月高悬。

    “崔氏宗祠”前，设大香案，摆上月饼c西瓜c苹果c红枣c李子c葡萄等祭品，西瓜切成莲花状，月亮神像置于月亮所在的方向，红烛高燃。

    参祭者皆深衣c袍衫c直身，参祭者正坐于祭者席上。执事c赞礼就位。赞礼唱：“祭月”。主祭出位，到奠席前，跪于席上赞礼唱：“三上香”。执事递上三支香，主祭在蜡烛上点燃，向月神鞠躬，再将香插于香炉中。如此三次。赞礼唱：“三祭酒”。执事斟满酒爵，递给主祭，主祭将酒洒在席前的地上，再将酒爵放到祭桌上。如此三次。执事递上祭月祝文，主祭借月光与烛光，对着月亮展开诵读。：

    “庚寅仲秋，夜风拂凉。太阴之灵，皓皓当空。乘风而出，中天乃赫。列宿掩缛，长河韬映。冰蟾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