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的公司寻找被告，该公司已经正式派人到你所提供的被告的地址，该公司向法院证明，法院“送达令”已经送到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但被告已经搬离，至于如何寻找被告不是法院的义务。”

    我很不满意：“在蒙特利尔的任何企业都会有工商登记，你们可以去查找，如果你们作为法院都找不到人，我上哪儿找他们？”

    这个小姐又是无奈地两手一摊：“你们如果想早点开庭，就想办法尽快提供地址。”

    离开法院，我意识到在我离开蒙特利尔前把官司打完是不可能的了。这场官司只能交给女儿，办成啥样是啥样。

    回家后，我想了一想，决定到让-吉的办公室去看看，看能不能了解到他们公司总部搬到哪里了。

    第二天下午，女儿没课，我请假回来，开车带女儿来到让-吉原来的办公室。从上次我们冲突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他办公室的门紧闭，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一个热心的过路人告诉我们，售楼办公室已经搬到对面的房子里去了。

    我和女儿按照路人指的位置找到了让-吉新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民居一楼的一个房间。我一拉，门开了，看到让-吉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门厅的椅子上，旁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儿白发的老男人。

    我说：“还认识我么？”

    让-吉微微点点头。

    我又问：“又是一年了，什么时候还钱？”

    让-吉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高个儿老头对我说：“他是老板，你跟他说吧。”

    那老头一脸诚恳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会尽快还钱的。”

    我讥讽地说：“还尽快呢，我到你们总部去，你们总部连人影都没了。”

    他告诉我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总部。

    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加拿大回中国了，今后有事可以通知我女儿。他们俩听我这么说好像轻松了不少，让-吉还装模作样地要我在中国的银行账号。我心里一阵恶心，讥讽地问他：“你知道怎么向中国汇钱么？”他尴尬地咧了咧嘴。

    “还是我找你们吧，给我两张名片，我回去后从中国打电话联系你们。”

    他们两个各给了我一张名片，拿到名片，我们转身离开，接着驾车来到法院。我把让-吉和他老板的名片留给了法院，并在法院写了一个更改当事人委托书，正式委托我女儿为本案的当事人，全权代理起诉的一切事宜。

    我回到中国半年后，一天，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我和雁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开灯，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女儿急促的声音：“爸爸，刚才接到让-吉的电话，他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警觉起来：“他叫你去干什么？”

    “我问他，他说是重要的事，到他办公室才能告诉我。他地址变了，我查了一下，离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女儿让我记下地址。

    我感觉非常紧张，让-吉又要搞什么鬼？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如果是还钱，他早说了，肯定不是还钱；不是还钱，还要女儿到他办公室去，一定是让女儿在什么文件上签字，或者还有更歹毒的阴谋，想到这里我对女儿说：“这么晚了，你赶到他办公室可能都要五六点，你还是不要去了。”

    女儿想了想说：“我还是去吧，一旦是还钱呢？”

    “那一定要小心，到了哪儿马上给我们来电话，让你签任何字都不要签，咱们商量了再做决定。”

    女儿说好，就挂上了电话。我和雁无法入睡，焦急地等待女儿的电话。我打开电脑，把女儿刚才给的地址输进去，发现让-吉提供的新地址已经是蒙特利尔郊区，从电子地图上看，周围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雁埋怨我不该让女儿去，一旦让-吉心生歹意怎么办。我自己也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