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正围坐在地铺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大家连忙站起来，冲出门外察看。原来是中队部的通信员在对着院子里大树上的鸟儿放枪。有个学员操着贵州口音批评他：“你怎么可以随便放枪呢？”通信员一翻白眼，不屑地说：“要你管？新兵蛋子！”这天，区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到大队部开会去了，谁也管不了这个老兵（其实也不算老，194八年参军，军龄只比我长一年，年纪也只十八九岁）。后来他没再放枪，我们也就回屋继续学习。不知道是没人去汇报，还是中队领导没把它当回事儿，这事没见怎么处理。学员们继续学习理论c改造思想；通信员继续“虎”着脸坐在队部，派头比中队长c指导员还要大。

    其实早就开学了，但没举行开学典礼，后来才补办。

    开学典礼那天，在广场上搭了个台子，全校学员列队参加。每人背上背包，背包就是凳子，大家整齐地坐在背包上。

    装备改善了，拉上了“麦克风”，首长的讲话清晰可闻。副校长匡斌（原系军副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在大会上讲话。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他先作自我介绍：“我是南方人，在北方多年，所以有点南腔北调，我的话大家听得懂吗？”全场大笑，齐声回答：“懂！”后来他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那个风趣的开场

    白我却记住了，几十年了还没忘记。听他的口音好像是湖南人。

    修文县的县长也在大会上讲话。该县长身材不高，样子却很精干，语言流利，一口东北话，年纪大约0左右。讲话内容无非是说，军大坐落在修文县内，我们要做好支援工作。我觉得他的口才不错，说话条理分明。可是有人却有不同看法：坐在我中队旁边的是起义军官大队，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军官调到军大来集中学习的。在县长讲话时，他们的议论被我听到了。其中一人说：“这个县长也没多高水平嘛，咱们出去也可以弄个县长干干。”另一人笑着点点头。我听了觉得好笑，在心里说：做梦去吧！但这也说明了在那个年代，用人确实是“重在表现”，使各阶层的人都能跟着共产党走，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其实我也在做梦，我不也曾幻想着十年后能登台去给人家作大报告吗？

    春暖花开时，我在操场上看到一些士兵在进行制式操练。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盖帽。看着大盖帽下的脸，我觉得有点狰狞可怕——一种心理作用：大盖帽代表了国民党军c美国兵，咱们军队总是戴八角帽或者圆形软边军帽。我以为这是一些俘虏兵补进来后还没来得及换装，所以身穿国民党军服，却头戴“&b1”帽徽c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我去年也曾看见过一个怪现象：在湖南，看见有些军人胸佩“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符号。这是什么部队？既是国民党，又是解放军？后来才知道，是起义过来的陈明仁的兵。为了统战，我党允许他们打这样的旗号起义，以稳定军心。

    没想到过了几天，新军装发下来，我们也要戴那种大盖帽。领导说，这是新式的国防军服，穿上它，整齐，威武。学员们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扮成国民党军的样子？领导解释：“这是国际通行的军服式样。新中国成立了，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军服也要跟世界接轨，否则就显不出我们的大国风度。”学员们都是新兵，又是读过几年书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好做，大家都乖乖地换装；可是有些老兵却不大好办。我们中队的老炊事班长，已经50多岁了，是北方老区的翻身农民。当年，他是见着大盖帽就开枪的，现在却要他戴大盖帽，他怎么也转不过这个思想弯子，任你领导说破嘴皮，他就是不买账。他虽然换穿了国防军服，却仍然戴着那顶旧的圆形软边军帽。季指导员发火了：“没见过你这号兵，好话不听，软硬不吃！”一伸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