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头上的旧军帽抓过去，没收了。你能抓走我的军帽，你抓不走我的心！他拿条白毛巾罩在头上，象北方农民那样在脑后打个结。一身新军装，头上却是一条白毛巾，军不军c民不民地晃进晃出，领导也拿他没办法。

    军帽的风波几起几伏。后来又改成士兵戴船形帽，下面的意见更大；连军人家属都反对，纷纷给国防部写信，说把他们的儿子打扮成国民党兵了。

    几十年来，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定型在大盖帽上，军官c士兵都戴大盖帽。后来又有了军便服c礼服c作训服c工作服等等，军帽也已形形色色，后辈军人也就习以为常了。这使我想起红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仅要穿戴国民党军的军服c军帽，还要戴上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干部c战士的抵触情绪更大！于是，红军领导带头，教育战士们要顾大局c识大体，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开学典礼后，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由校副政委姜思毅（原系师政委，后升任总政副秘书长c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八八年授中将军衔）和校副政委赵凤岐（后调任贵州大学校长）上大课。姜副政委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他讲课不多，主要由赵副政委讲课。赵副政委知识渊博，声音洪亮，材料丰富，讲解生动，颇吸引人。大课之后便是不断的组（班）讨论c中组（区队）讨论和大组（中队）讨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深入的学习，既学政治理论，又提高思想觉悟。那时候知识青年学政治理论，学马列主义c毛泽东思想十分主动c自觉，甚至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我那时也觉得自己好像是钻进了知识的宝库，新事物扑面而来，美不胜收。

    班级进行调整时，我被调到一班任副班长。一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有几个高中生；特别是班长，大学文化，中学语文教师，已经八岁了，北方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戴一副近视眼镜，相貌堂堂，口才极佳，是军大经过湖南芷江时参军的。在建班后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介绍自己：如何在大学里参加学生运动，听过马寅初等民主斗士的演讲他的经历c学历c能力都使我十分佩服，他的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我自然是很尊敬他的。我把他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说我有这么一个好班长。母亲很高兴，回信告诫我，要好好向班长学习，尊他为良师益友。

    过了一段时间，班长突然在一次班务会上说：“我向副班长提点意见：副班长工作能力不强，不懂得怎么做工作，工作不主动。副班长骄傲，看不起人，我跟他商量工作时，他总是眼睛看别处，不看着我，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副班长孤僻，不合群，同志们说笑时，他独自闷坐，有点清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被他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年轻，阅历少，工作经验缺乏，这是事实；但我努力工作，不偷懒，跟着你班长转，为什么还说我工作不主动？跟人交谈，不看对方的脸，是我年少胆怯，不习惯跟人眼对眼；但我的态度还是谦恭的，并未表现出任何骄傲情绪。我之所以有时不说话，是因为对有些话题我没兴趣，便不插话，这应该是我的自由，跟“清高”不搭界我想不通，但我也未反驳，默默地听着。班里的学员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既无人为我说话，也无人给班长帮腔。班长发言后，班会开得闷闷的。于是班长作结语：“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副班长参考。”接着就讨论别的事情。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这种冲击。怎么办呢？辩论吗？人家会说我不虚心，而且辩论起来我也不是班长的对手。默认吗？心里又不服。事出无奈，我只得去向季指导员汇报，把班长在班务会上的发言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请示指导员，我该怎么办？季指导员考虑了一会儿后，说：“把你安排在一班是不大适合。你到六班去吧。”（为什么把我分到文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