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耳光后，夺过灯头c自己装灯带。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有点反感：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还幸灾乐祸地想：如果你也装不上，看你好意思么！谁知他三下两下就装上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你爸是聪明人，他是在一旁看清了门道才出手的。”我说：“那也不能打人呀！”母亲说：“军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也来到军队了，看着“军令如山”四个大字，心中暗想：如果长官也给我一个耳光，怎么办呢？我是一名新兵，恐怕也只能是“忍”了。

    在路上，张祥武叮嘱我：“入校时第一件事就是填表。你可以把年龄填大点，填16岁；你个子高，充得过去。家庭成分不要填‘地主’，填‘中农’就可以了。”我自然是诺诺称是。

    来到他所在的中队，他带着我去见他们的指导员。他对指导员说：“他叫童心，中学生，想入我们军大学习。”指导员大约0出头，穿着黄军装，脚下却是一双布鞋。说话轻声细语，斯斯文文的，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中学里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军大的干部一般都是选配有点文化c水平较高c政策观念较强的人；而且高职低配：中队长c指导员配营级干部，分校校长是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兼，总校校长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兼。听说刘伯承在军大总校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样的话：“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白刀子进c红刀子出！”吓得一些在象牙塔里长大的学生连夜开了差。刘伯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的干部分析：刘司令员就是要淘汰一些胆的c意志不坚定的人。

    指导员听了张祥武的介绍后，拿出张表给我，说：“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一看，上面有姓名c年龄c籍贯c文化程度c家庭地址等，果然还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几年后才改称家庭出身）。我便按照张祥武的嘱咐，谎填了“16岁”c“中农”。指导员看了表后，说：“我们中队都是高中生，你是初z文化，到中队去吧。”于是，张祥武领着我来到中队。中队的指导员接待了我们。他看了看表，二话没说，就一个“行”字，把我给收下了，当即分到5班。

    巧得很，班里有个叫饶曙的学员，是张祥武的熟人。他熟知我的家庭情况，连声说：“啊，知道知道，你是书香人家子弟。”张祥武把他带到外面去说了一会儿话才回来，后来他就不说我是什么人家的子弟了。我估计是张祥武告诉了他：我没填地主成分，要他不要多嘴。

    中队住的也是一栋老房子，有前房，有后房，有厢房。我们5班住在厢房里，打地铺，地下铺着稻草，上面铺一层床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里面夹几件用布包好的衣服，那就算是枕头。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整齐地挂着每人的一个布饭包，有点象学生的书包（又不装饭，为什么叫饭包？大概是从打游击时装饭的包演变过来的名称）。还有一排铝制的扁平水壶；横穿房间的绳子上整齐地挂着白毛巾；仅有的一张长条课桌上的牙刷c牙膏c茶缸等也整齐地排列着。班长把被子之间的距离挪紧一些，空出了能睡下一个人的位置，这就是我的床了。

    我四面张望，觉得房间里的摆设虽然整齐，但一个班的人都睡在地下，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也太寒酸了，还不如我们中学的寄宿生呢！中学寄宿生的宿舍里，双层床，保持一定的间隔；虽然东西摆设凌乱，但至少没有这么拥挤，也不会睡在有潮气的地下。这样的学校能叫大学吗？

    一个学员觉察出我的怀疑神色，就主动向我解释：“校首长在作大报告时说过，‘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的意思。艰苦朴素则是自红大c抗大直至军政大学的一贯优良传统，是革命的传家宝”

    他们都是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本年度五六月份考入军政大学的。所谓“考”，刚开始还笔试；后来零星入学的，也就是填张履历表，指导员一点头，就算录取了。绝大部分是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