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文与卢观恒这二位为什么听伍秉鉴这般说，就一时间有了慌张的模样？

    这还得从朝廷对十三行经营管理上的宗旨说起，其中根本一条就是坚决禁止行商向洋商借贷资本，坚决杜绝行商拖欠洋商货款，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洋商面前保持天朝上国的尊严和体面。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颁布的“防夷五事”中就规定：“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倘敢故违，将借领之人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入官，使外夷并知炯戒”，又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6)朝廷再次重申禁令：“近日竟有赊欠夷人货价盈千累万者，如此大宗货物，皆系该行商司事夥伙，藉与夷商熟悉，遂以自开洋行货铺为名，任意赊取……但货物既在行馆发卖，必经行商之手，岂能诿为不知？嗣后如有铺户赊欠不还，惟该行是问。”

    可一旦借了洋商的钱，或者欠了洋商的货款，真就造成了行欠偿还不上，又会怎么办呢？刚开始朝廷的做法是严惩行商，然后地方财政上拨款代为偿还，例如乾隆四十一年(1777)行商倪宏文赊欠洋商货款一万余两，乾隆帝下旨给广东巡抚李质颖：“经伊胞兄倪宏业、外甥蔡文观代还银六千两，余银五千余两，遵旨于该管督抚司道及承审之府州县，照数赔完贮库，俟夷商等到粤给还。倪宏文赤手无赖肆行欺诈，赊欠夷商货银多至累万，情殊可恶，著将倪宏文发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儆惩”。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八0），朝廷在行欠上有了新规定“著令通行，分限代还”。什么意思？就是一家行商有了行欠，在破产之后还是资不抵债，剩余的债务要全体行商共同承担来偿还，这是十三行全体行商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伍秉鉴听到卢观恒在后面喊自己，也就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用平和的口气说道：“卢东家可再有吩咐？”

    卢观恒又是看了一眼蔡世文的脸色，戚然地说道：“吩咐是没有的。我听说‘元和行’欠东印度公司那里货款只有十一、二万两的银子，说来是个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个数目，几年苦捱过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何必非要自堕惨不忍见的无底深渊呢？”

    “卢东家一片好意秉鉴心领了，但凡有一线生机，伍家老小也是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的，但眼前光景哪里是十几万两银子就可消受得过去的？和您说实话，欠东印度公司那里就有二十五万两银子，除去积压货物贱卖变现尚有十七万两偿还不起，应垫付给粤海关的关饷也是有五万两没有着落的，这加起来就是二十余万两的深渊，不说自堕，也是难以自拔，百孔千疮进退失所，也只能不由自主般沉沦下去了。”

    秉鉴知道卢观恒和蔡世文对自家困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卢观恒这般轻描淡写不是安慰之辞，而是在试探核实，那索性也就打开天窗和他说亮话，把所有的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谈，让他听个明白：伍家那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等着你们二位和其他行商补窟窿呢！虽然秉鉴也知道自己这般行为令人不齿，耍了要挟裹迫的手腕，但有什么办法呢？能借得到银子再行自救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秉鉴到底是要干啥啊？伍国莹在一旁脸红脖子粗干着急，又不知道说上什么才好，只能狼狈地在那里搓着手。

    “呵呵，既然秉鉴已将‘元和行’说的已如此不堪，看来我们也真是爱莫能助了。”卢观恒转过头来对蔡世文说。

    蔡世文面色沉重，微微地点了点头，“可不是吗？按理说同业同行碰到了沟坎是应相助相扶的，我作为总商更是责无旁贷，只是现如今家家都是枯鱼病鹤般苦苦支撑，就是想着急人之难也是有心无力的。”

    伍国莹这次看得很清楚了，卢、蔡二人一唱一和无非就是自敲木鱼念上苦经给他们父子来听，捎带着旁敲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