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迷人的秋天里，我学到了一个名词叫“三秋”。即秋收，秋种，秋藏。当这三件事儿都做完，也就意味着秋事结束了。白露早，寒露迟，秋风种麦正应时。没有等到寒露，我们小银村的麦子就都种完了。随着三秋的结束，我们孩子们的假日也鸣锣收场，被那悠扬的钟声，重新召回到了课堂上。

    小银村学校的校址就设在村中间的大方院里。这是苏先生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别看我们小银村地处偏僻，可这个大方院却远近闻名，据说是城南十三乡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大方院分外院和内院。外院据说是下人们居住的地方，而内院才是主人起居的处所。

    内院又分上院和下院，中间被一道花墙所隔。上院是阔大的北c东c西三处厢房，屋脊高耸，四角都有翘起的兽头，脖子上挂着见风就响的铃铛。而下院则只有一个南厢房，规模虽说与上院的厢房相似，但由于地势不高，明显低了有三尺有余。那厢房的空间都格外的高大，大到一个厢房可以让我们小银村的男女老少聚拢开会。这样的房子虽然气派，但实在不适宜居住。在这里坐月子的妇女，几乎没有一个挺得过生死大坎儿。太奶奶曾说过，这是她的太奶奶那一代，村子里出了一个京官，告老还乡之后回家安居乐业所建。可到她父亲那一代，家人们都到外边发展去了，于是，这个大方院便人去屋空，成了小银村公众的产业。土改时，除了几家实在没有房屋居住的分得了下院之外，没有人申请进院里居住。

    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来这大方院子里住，一是觉得自己的福分压不住，二是都不愿意占公家的便宜。在村民们的意识里，大方院就是全村人的产业。于是，这里便成了孩子们读书的地方。

    苏先生被解除工职赶出大方院之后，上边又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老师，姓孙，叫风香。这孙老师虽然叫的名字有些女气，但人却长得五大三粗，看上去不像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对教学也不十分安心，总是想着调到公社去当一个广播员什么的。可公社的白主任不同意，说要是让他当广播员，再好的文章也要变了味儿。

    这孙老师也着实会闹笑话，传得三乡五里都知道。比方他教学生学拼音，教到“章”字时，便犯了疑。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字是“手戳”里的那个“戳”，咋拼出来成了“指昂张”呢？疑惑归疑惑，该怎么教还得怎么教。于是，他拿着教鞭，指着那个写得歪歪扭扭的“章”字，大声地教着：“指昂—戳，手戳的戳！”

    上小学的孩子们都是一张白纸，你教成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如果没有人指正，则会一辈子错下去，并深信不疑。于是，我的同学们在很长时间，都把“手章”读成“手戳”，自然也会把“公章”读成“公戳”。

    类似的笑话还很多。如把“免职”的“免”，教成“磨一安兔，兔子的兔。兔职的兔”。把“麦子的麦”，教成“灭子的灭”。

    孙老师教语文不行，教算术更是吃力。四年级的课本里学到了追击问题。说甲每小时走一公里，乙每小时走二公里。在甲走了三小时之后，乙需要用多长时间能追上乙？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孙老师先是提问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学生应该回答的。于是，孙老师便别出心裁地进行实验。他迈开大步先走，让一个小时后我们快步去追。结果，反复了好几次，也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却每年都能评上教育战线的先进。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这大山里教学。能够在山区教书，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奉献，何况，又是在十分偏僻的小银村。

    每当新学年开始时，孙老师总会往教室的墙上贴一张印着两排红旗的奖状。而孙老师也会在一个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学生发一张和书本一样小的红纸，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