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和他的副手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确与陆军军部进行了一轮非正式谈判，而他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陆军对那宗即将到手的财富有了很多设想和计划，不想分给任何其他势力，更不用说近来日益横行无忌的党卫军。他们对党卫军的看不顺眼犹如老牌贵族看暴发户，而陆军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为国征战，开疆拓土，他们有最先进的坦克军团c装甲部队，百万雄狮足以横扫欧陆。

    希姆莱威胁说要将此事告知那位元首，由他裁度。冯勃拉姆堡将军则答复说，军部仍有一部分装备有待更新，还得为未来在战争中受伤退伍的战士准备抚恤金，他们将据理力争，不会让希姆莱得到任何便宜。他们将在元首面前质问党卫军对犹太人的大肆搜刮掠夺以及所得钱财的去向。

    会谈在双方极不友好的气氛下告终，希姆莱阴沉地看着扬长而去的冯勃拉姆堡将军，心想，我会让你们愿意合作，并且付出代价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亚兰蒂尔和李默梵交谈，慢慢地引导他回忆起被送到慕尼黑后的遭遇，情报机关转移他，以国家利益为理由拘捕他，审讯漫长而煎熬，就像永无休止。李默梵在努力跟随他的话题叙述当年的情形，但这对他来说很吃力，记忆里不堪回首的部分太多，他还做不到完全地说出来，对话渐渐发展成了他散乱的过往片断，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我记不清是怎么被弄下车的。那些日子警察来过几次，他们坐在我跟前，脸上都写着事不关己。枪好像被找到了，上面的指纹有林雅的，也有我的。他们想问我出事的经过，还有为什么，我不回答。有个警察不耐烦了，向我靠近，我想他是要说些警告的话。我不知为什么不能忍受，想推开他，接着就拼命地踢打。医生进来了，让警察离开。那些天我过得模模糊糊，分不清做梦还是现实。护士们给我打了很多次针，父亲也来了。印象里，他很难过，在说宽慰我的话。可我没法给他正常的回应。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我又清醒了，能思考了，可能是他们给我的药起了作用。医院通知了我父亲，他来了，很欣慰，说很快就把我送到德国的疗养院去，那里景色优美，我可以到树林里散步。”

    “你答应了吗，当时还记得不能去德国吗？”亚兰蒂尔问道。

    “我清楚地知道，林雅想带我逃走，就是因为我不能去那个国家。我求了我父亲，但没用。我父亲是个固执的人。而且，”李低声说，“他憔悴了许多，看上去很累，还在尽量对我笑，说鼓励的话，我有些受不了，就没闹。过了两天，医院就送我上了飞机，同机的有两个护士，德拉和苔娜，还有我父亲。”

    亚兰蒂尔停顿了一会儿，把对话的节奏放慢，继续问道：“在慕尼黑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慕尼黑待了两天。第三天，病房里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说要给我做精神方面的测试，把我从郊区带到市区的一座楼里。测试的时间长极了，我做了厚厚的一叠题目，问各种奇怪的问题，并且列出选项，接着把一些仪器固定在我身上和周围，开始提问，至少问了五个小时。我累极了，他们让我吃饭睡觉，睡醒后又继续，持续了三天。”

    “他们在全面探查你的精神状态，决定能否以及怎样使你服从。”亚兰蒂尔说，心想陆军还真费尽心机，“你还记得他们问了些什么吗，问过保险箱的事吗？”

    李默梵有些迷惑地想了一会儿，“都是些不着边的问话，很快就忘了。我记得有一道题目是，如果需要一种动物从高处掉下去，你会选择哪一种？猫还是狗，我选了猫。他们问过我保险箱密码，我那时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想早些结束。我父亲已经回国了，他走的时候还很放心。”

    “我看到了关于此事的记录，”亚兰蒂尔说，“他们只写了结论，就是你患有抑郁症，不伴随狂暴倾向的过度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