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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官僚军阀们只代表自己,而不代表民意。汉人不愿蛮夷内迁,是司马家做的,是李家做的。汉人不愿市舶司被色目人掌控,是赵家做的。他们虽是汉人,但生怕汉人夺取他们的权力。对他们来说,汉人比外族更加可怕。他们时时刻刻提防汉人,直到自己被外族消灭,妻小也被掳掠一空为止。”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穷民以便君用,愚民以利役使,弱民以削反抗。商鞅之法,将国人视为君主最大的敌人。国人穷,才会在乎君主的赏赐,才能战不惜命;国人愚,才容易被君主控制;国人有自尊心,就会轻视朝廷,只有毫无羞耻感的国人,才能方便君主尽情役使;阻止宗族形成,以防出现具备反抗能力的群体;好人当地方首领,会使民众相亲相善,团结起来,不利于朝廷统治,奸人混蛋当首领,加剧人心猜疑,让国人相互算计,才方便朝廷管理;限制迁徙,防止民众增加不必要的见识,威胁朝廷治理。”

    “孤所说,字字句句,都出自《商君书》,自汉以来,便是外儒内法,何意呢?孔孟之道只是大旗,君主当用商君弱民之法。自从汉人领土扩展,和蛮夷的武备制度水平拉近,便沦为被动防守甚至挨打的一方,皆是因两千年商君之法所误。”

    “孤要告诉诸位,商君之法,不是富国强民之法,而是亡国灭种之法。民弱则国弱,民愚则国愚,民贫则国贫。君父君父,君为父,民为子,弱子不与父相争,但弱子亦不能与强敌相争。中国之败,是思想之败,制度之败。孤的治下,再不能如此了。”

    春秋战国时期,小国寡民,法家的愚民之术还有利用价值,架空封建领主,使权力集中于各国国君,原子化的国人以国君为核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秦国因此灭六国,也因此被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劲的楚国反推,天下最终的主人竟然是改革最不彻底的楚国。而后,西汉承袭秦制,削藩,将藩王之权交给地方官,巩固君主集权,铸造大一统江山。

    地方官并没有像皇帝一样凝聚原子化国人的权力,辽阔的国土,皇帝的光辉难以照耀帝国边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和蛮夷抢的有来有回的汉人百姓,五胡乱华时竟成了卑贱的“一钱汉”。

    到宋朝,地方官的财权,将领的兵权完全被没收,赵官家又是怂货辈出,于是武力衰弱到历史最低。

    明朝“天子守国门”,即是让京城成为抵御北方强敌的资源配置中心,物流中心,皇帝成为北方最大的地方官和武将,而力所不及的南方边陲则放权给世袭贵胄“黔国公”,土木堡之变前禁军又非常强劲,武德虽不及汉唐,但还比较充沛。

    黄宗羲敏锐感觉到了两千年秦政的缺陷,开始吹捧周朝时的分封制,帝国边疆的军阀需要合法的权力和世袭的回报来凝聚汉家子弟,保卫本族文明。在黄宗羲眼里,文明才是最高效忠对象,而大一统不过是维护文明的工具,这个工具不中用了,就该换一个。

    只是黄宗羲不知道,再过两百年,或许这条历史线下都用不了那么久,一种划时代的交通工具——火车,将改变传统君权所能覆盖的极限。

    而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将成为凝聚辽阔帝国子民的信仰,它不光靠血统,更重要的是靠平等统一的公民权来塑造认同。

    苏格兰和英格兰人拥有平等的公民权,苏格兰公民和英格兰公民一样对于伦敦产生影响,但作为殖民地的美利坚人没有,北美乡绅无法决定英国下议院任何事务,于是美利坚人抛弃了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带来的天然认同感,与英国交战,独立,塑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利坚民族。

    近现代战争的血腥超过任何古代战争,没有这份信仰加持的士兵不堪一击,没有近代化的国家将失去生存资格。清末,清军武器不输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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