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梅森说。

    赛乐法官轻轻点点头。

    “传美宝-诺格。”万德林说。

    美宝-诺格不情愿地站起身，弯着腰对坐在旁边的律师交代了几句，然后走上证人席，宣了誓。

    “在爱德-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受雇于他吗？”

    “是的，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最后见到他的？”

    “11号。”

    “是星期天吗？”

    “是的，先生。”

    “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天堂。”

    “之后发生了什么？”

    “代文浦先生要开车去洛杉矶。他大约中午时离开天堂，想要当晚开到夫勒斯诺。”

    “当代文浦先生离开的时候他是否给你留下什么指示？”

    “我不知道你说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她说得很快，好像要在法庭或者律师打断她的话之前就全部讲完似的，“代文浦先生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他死亡的活我将保证把一封信交到警察手上。他对我说他妻子要毒死他并且……”

    “稍等。”赛乐法官打断美宝-诺格。

    “是。”万德林解释说，“代文浦先生对你说过的话对被告没有法律上的适用性，除非被告当时也在场。”

    “我们并不反对，”梅森说，“把他们的谈话记录在案吧。”

    “为什么？”赛乐法官说，“这并不能作为证据。”

    “我不敢肯定，”梅森说，“但是这可能会是一个特例。我不反对。”

    赛乐法官有些犹豫。

    “好吧，”万德林说，“我换一种问法，法官大人。在你最后一次见到代文浦先生之前，他是否给过一个信封？”

    “给过。”

    “你是怎样处理那个信封的？”

    “我把它放在我办公桌的保险匣里了。”

    “代文浦先生是否给过你什么指示，将如何处理这封信？”

    “他说他妻子试图毒死他，万一他死了我就去把这封信交给警察局，他说他妻子毒死了她的亲戚还有……”

    赛乐法官说：“这也不属于证据。”

    “这有可能属于证据。”梅森说。

    “什么证据？”赛乐法官刻薄地问道，“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局面：辩方律师似乎非但愿意而且急于允许控方证人提出损害他当事人的、法庭在此案中不予考虑的证据。法庭将不允许把证人和死者之间的谈话收录为证据。”

    “我请求提问。”梅森说。

    赛乐法官摇摇头，“不论双方律师是否满意，法庭都将不允许记录中存在非直接证据。毕竟还是有若干规定的，法庭认为律师应该反对损害他当事人的、显然是非直接的证据。”

    “谢谢法官大人。”

    万德林瞟了一眼梅森。

    梅森对他咧嘴一笑。

    “你答应了代文浦先生在发生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适当地处理某些东西？”万德林继续问道。

    “为什么不？”

    一个律师从法庭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如果法庭允许，”他说，“我将代表诺格小姐。我将愿意陈述某些事情，以帮助澄清一宗谋杀案。我愿意提供一些看法，法庭可以将此视为可能性事实，我的当事人由于宣过誓而不便承认。”

    “我想说的是，这可能是个事实：美宝-诺格，一位忠心的、称职的秘书，被指令做某些事情，她认为她这样做是在帮助爱德-代文浦完成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一宗矿产生意。得知她雇主的死讯之后，她想要执行他最后给她下达的任务。但是后来，与她所在郡的地方检查官咨询之后，她被告知法律规定所有属于代文浦的物品都应该收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