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在卡尔顿饭店的房间里，得克萨斯的政治家的女儿微笑地读着信，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兴趣。毫无疑问，草莓狂的第一封信已经引起她的注意，让她着迷不浅。当她拖着父亲穿过画廊时，她发觉自己一整天都在盼望着另一个早晨，又好奇又急不可待。

    然而，第二天早上，塞迪·黑特，就是负责传递这奇怪的通信的那位侍女，没有信送来。这情况让得克萨斯的女儿大失所望，中午的时候，她坚持要回饭店吃午饭，虽然她父亲告诉她，他们此时距卡尔顿饭店很远。她这一趟没白跑，第二封信正在等着她。她气喘吁吁地读着信。

    亲爱的卡尔顿饭店的小姐：我写这封信时是凌晨三点钟，花园外面的伦敦像坟墓一般寂静。我如此之迟才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昨天一天都没有想到你，也不是因为我昨晚七点时没有坐在桌边给你写信。说真的，只有最吓人。让人魂不附体的事端才可能阻碍我写信。

    这个最让人害怕的、最令人丧胆的事件已经发生。我很想用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即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但是我写不出这样一句话。在亚达菲街的这所宁静的小小住宅中，一场悲剧降临了，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就像伦敦的雾那样捉摸不透。在地下室中，沃尔特斯一家人整夜没睡，不知所措地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听到在我门外的黑暗的楼梯上时时响起不怀好意的人的脚步声……

    这样说不清楚，我必须从全部事情的开头说起：

    昨天晚上，我很早就到斯特兰德大街的辛普森餐馆吃晚饭——我来得太早了，实际上餐馆里只有我一人。我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给你写的信，所以我迅速地吃完饭，赶紧回到住所。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站在街上在楼门前摸钥匙的时候，议会大厦上的大笨钟正好敲响了七点的钟声。大钟的钟声在我们宁静的街道上回荡着，像是在友好地大声问好。

    回到书房，我立即坐下来写信。我可以听到弗雷泽·弗里尔上尉在头顶上来回走动着——也许是在换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我面带得意的微笑在想，要是他知道他楼下这位粗俗的美国人竟然在六点钟这个不可能吃晚饭的时间就己吃完了晚饭，他一定惊讶不己。突然间，我听到头顶上那间房间中有一位陌生人在用刺耳而坚定的声音说话。然后是上尉更加冷静、更加威严的回答声。这场谈话持续了一会儿，越谈越激动。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是我不快地感觉到，双方在争执不下。我记得我感到很恼火，因为有人竟然干扰我给你写信；你可以放心，我把给你的信看作最为重要的事情。

    争吵持续了五分钟便结束了，接着在头顶上传来了重重的厮打声，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大学时期，我们经常听到我们楼上的伙计们由于精力过剩。情绪高涨而相互摔来摔去。但是此时的摔打似乎更残忍，更坚决，让我讨厌。不过，我想这与我毫不相干。我尽力去思考我的信。

    砰的一声，这场厮打结束了。这响声极为沉重，震得这所古老房屋从头到脚都摇动起来。我坐在那里听着，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沮丧。再没有响声传来。外面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漫长的黄昏，俭省的沃尔特斯还没有点亮大厅的灯。有个人轻手轻脚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但是楼梯的吱吱声还是让他露出了马脚。我身后的门开着，打出了一道光柱，我等着他从这道光中穿过。就在这个时刻，一股微风鬼使神差地从我的窗户穿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黑暗中一位身体沉重的大汉从我身旁冲了过去，跑下了楼梯。我知道他身宽体重，因为楼道很窄，他非得把我推开才能过去。我听到他低声地骂着。

    我快速地跑到大厅顶头的一扇窗户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街。但是前门没有开，没有人出来。我迷惑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房间，赶紧跑到阳台。我可以看出一位男子的昏暗身影从房后的花园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