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凶手我一无所知，要我再说一遍吗？”

    “暂时——不必了，”查礼鞠了一躬退出房去。

    他下了楼，在楼下，他看到哈格·比顿激动地来回走动。她姐姐和霍特坐在炉前。查礼领着霍特走到了餐厅后面的过道上。“对不起，”查礼问，“从阳台积雪埋找到的那支手枪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要不要？”霍特取出了武器。

    “给我用一下。我和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特温饭店，告诉我，今天上午有去奥兰的火车吗？”

    “大约九点半有一班，”霍特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你要走了吗？”

    “不，”查礼遮掩道，“从比顿小姐那儿，我们得到了她弟弟昨晚十二点十分不在作案现场的有力证据。”

    “上帝，”霍特惊叹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看得出你没有，”查礼笑着说。

    查礼很快回到了房内，用灯灰和毛刷查了下手枪，然后，把手枪留在桌上。刚刮完胡子。阿辛格抱着一捆木柴进了房。从浴室里了来的查礼注意到，老人正盯着桌上那支手枪。“喂，辛格，”他问，“以前见过它吧？”

    “没见过。”

    “肯定没有？”

    “没有，不说谎，挪（老）板。”

    听到最后这出乎地意料的尊称，查礼扬起了眉毛。

    “你大概抓举（住）了凶手，挪（老）板？”老人又问。

    查礼耸耸肩；辛格说着走了出去。

    查礼拉住老人又瘦又干的胳膊。

    “等一下，”查礼用广东话说。“尊敬的阿辛格，我俩都来自同一个民族，都是黄色人种，为什么总让一堵墙拦隔在我俩中间？”

    “那是你总以洋鬼子自居砌上的高墙。”阿辛格忿忿地用家乡话说。

    “实在抱歉，不过那只是想象中的墙，让我们摒弃它吧。你什么时候来这个陌生的地方的？”

    “十八岁那年，”老人回答说。“今年我已七十八岁了。”

    “就是说，在整整六十年中，你头顶着异国的天空，脚踏着他人的土地，你不渴望回到中国去？那古老的中国？”

    “总有一天……”老人眼中闪出了光亮。

    “总有一天——对的。但一个人晚上脱鞋上床时，怎么能保证第二天还能再穿上它？死神会随时光临，阿辛格。”

    “那就把老骨头送回去。”老人说。

    “是呀，也只能那样。但是，如果能回到你出生的村庄，到安葬你一把老骨头的地方走上一走……”

    老人痛苦地摇了摇头。“杰（这）儿工作太多，”他又说起了南腔北调的英语，”什么也焦（做）不成，什么也焦（做）不成。”

    “别难过，”查礼对老人说他也不再用嗑嗑巴巴的广东话，“什么命中注定，前世安排。”他穿上了从箱子里取出的白衬衣。“天气这么阴阳怪气，”说着他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滴着水珠的松树。“这种天气，得靠人的衣着给以予弥补，明白我的意思吗——应该穿些鲜艳轻快的服装，可能的话戴上最漂亮的领带。”

    “对啊，”辛格点头称是。

    “我有一条鲜红的领带——我女儿伊芙琳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这次我出来旅行时她又把它放到衣箱里。亲爱的阿辛格，这是一条人眼所能见到的最红领带了，我想今天是戴这条红领带的最合适日子。”他走到衣橱前，拿出一条领带系上了脖子，又对着衣镜站了一会儿。在打领带结时，他从衣镜中注视着老人瘪脸上的表情。为使阿辛格看得更清楚些，他又转过身子。

    “看，”查礼满面春风的地说，“这能使阴沉的天气变得明快些吧，辛格？”

    “很好，”辛格说罢慢吞吞地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