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作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送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代。

    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的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用不再担忧这种心情为小平送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还会打乱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动。

    问：您现在平静了?

    答：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从来没有。

    这是最简短的问答，但在我问和傅聪先生回答的时候都似乎有些艰难。

    作出这句回答的傅聪先生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古典的烟斗，烟雾之中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和很贵族的笑容。

    这个简短的回答之后，我们俩人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暂的沉默在回忆之中显得非常漫长。

    采访之前，傅先生和钢琴在台上，我和众多的听众在台下，那场演出叫“肖邦之夜”，但那一个夜晚实在是属于傅聪的。

    但非常抱歉的是，整个一场音乐会，在傅聪先生的指下，我听到的都是傅雷、傅聪和肖邦混合后的声音，平常熟悉的那些肖邦的旋律，总是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插进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一些画面和一些狂热的口号，这些感觉让我第一次明白，在现场听音乐的确有听唱片所比拟不了的优势。

    当年傅聪游离海外，傅雷夫妇在压力下没能躲开文革的风波，双双自杀，留下一本未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傅雷家书》和一段傅聪心中永远无法平静的记忆。

    万幸的是，傅聪身边还有钢琴陪伴，他告诉我，从1968年到1975年，他完全是一个人过，祖国正发生着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离去；海外漂泊的孤独；感情的重创……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逃避：那就是坐到钢琴的前边，然后伸出双手，让音乐响起。

    于是我以为，再大的苦难有了音乐的抚慰，并且三十多年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可以变得平静些了。

    可三四十年了，傅先生的心里依然还不能平静，那就注定了今生傅先生的内心已不会再有真正的平静了。

    想起来好笑，问傅聪先生之前我也该先问自己，面对傅雷一家的遭遇和那个奇特的时代背景，我们的内心平静了吗？

    答案其实也和傅先生一样，更何况傅先生本人呢？

    少有一本书如《傅雷家书》一般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在我和妻子结婚后整理各自书籍时，这本书是相同的收藏，而在我的母亲和我爱人的父母那里，这本书也是必备。与其说，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父子情看到一种艺术与为人的修养，不如说还看到一种历史，一种我们彼此用血和泪走过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采访傅聪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大师的手因疾病出了些问题，于是我经常祈祷：让大师的手能够健康地和音乐同在，因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