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路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视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这就是说，保卫武汉，“须守备其外围要域”；若外围要地尽失，则武汉即失去屏障，“其本身无险可守”。
然而，至少在九江以东，长江沿岸“要域”已落入日军之手。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内：“第五、九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当时，中国的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因此，蒋介石要求两战区在武汉会战的同时考虑到今后的作战：第五战区须“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后方依托，第九战区须“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后方依托，密切“注意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之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武汉会战兵力使用的整体把握是：“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上述战略预想基本符合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势。
只是，一九三八年的酷夏，当日军逼近武汉之时，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备受煎熬。
就政治军事而言，武汉显然不可轻易放弃，因此，蒋介石不惜损失百分之六十的兵力防御固守。可就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而言，死守型的防御战究竟能够打多久，是否会重演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往事？如果真的损失兵力达一半以上，中国有没有能力迅速恢复？一旦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将如何在西南一隅撑持其政权并保证指导战争的权威？中国富饶的东部和中部丢失后，国家支撑战争的政治、经济和资源能力从何而来？更为重要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并相信，南京和武汉的相继丢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顶之灾，而是战争实现转折的另一种历史契机？自日军发动对武汉的攻势以来，中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个月，官兵伤亡数字惊人，补充供给杯水车薪。国民政府有限的财政几乎全部用在了购置军火上，以至于前线的作战部队衣粮短缺、伤员难以转运。长江沿岸天气酷热难捱，患病和中暑者日益剧增，特别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兵，一旦病倒就不得不撤离阵地。——打仗是要靠士兵来实施的，那些在阵地上苦熬的官兵，他们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