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2009年5月，就在姚余栋博士的这本新著进入最后一稿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条新闻很是靓丽，马上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为这个萧条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看到李教授的预测，我当即联想到姚博士在本书中给出的另外一个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长；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人。

    本书的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50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来，而且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而我们将成为见证者。

    姚博士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是学界第一次以2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欧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过《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当然，姚博士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做出了一道计算题。事实上，在这本著作中，他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在探讨一个更为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达到那样的赶超目标。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浮游着一个悲剧性的“赶超”往事。

    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苏联莫斯科开会，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他回头自己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将可达到4000万吨。于是，在几天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中国1958年有520万吨钢产量，再过5年，可达到1000万～1500万吨钢产量，15年后，可以达到3500万～4000万吨钢产量。

    从这时开始，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6月，感觉形势一片大好的毛泽东把赶超时间大大缩短，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超日赶美”，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径逻辑？

    这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家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另一条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