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面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1978～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4.7%。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国强。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连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20年乃至4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超日赶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我们再放眼看遥远一点，在过去20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需要“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姚余栋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又在省级政府任职。他是一个少有的具备了国际视野、满怀济世抱负、在学界有相当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中国之进步，漫漫其修远。我等学人，以笔为剑，在风雨如晦中顶风而行，携手并进，也算是一件快事。

    是为序。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