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都变为改过者。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他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抢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报告。窗外艳阳高照，听报告的人却意识到这是“新的恐怖信号”，心里涌上阵阵寒意。

    康生讲话后，“抢救失足者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各种会议夜以继日，出现了“抢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来的“国特”、“日特”、“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多如牛毛，各单位各机关都有。一时间，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清出的“特务”等竟达15000余人。有的单位除少数人外，几乎全成了“抢救”对象。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便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的88人中，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竟然有80%以上的“国民党特务”。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有的和小说故事差不多。

    绥德师范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马逢臣，在“坦白”大会上，手提一包石头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

    另一名叫刘锦梅的女孩，年仅14岁，“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拉拢腐蚀党员干部。

    ……康生是何许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导演了一幕红色恐怖剧，把一个朝气蓬勃的红都变成人人自危的场所。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南人，1925年入党，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1月与王明一道回国。在苏联时康生原本对王明亦步亦趋，而到延安后，他先是耍两面派，后又见风使舵，做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与王明作斗争的样子。在延安，康生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整风运动中，他当上了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

    担任总学委的负责人后，康一心想做出点成绩，借机捞点政治资本，好向权力上层挤进。而康生惟一拥有的就是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

    在他赴苏时期，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泛滥的年代。在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