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扣上“反党分子”、“特务”、“外国间谍”、接受“外国津贴”等罪名，惨遭杀害。最后，连执行肃反任务的许多“契卡”人员也未能幸免。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这些统统作为正面经验接受下来。回延安后，康生如法炮制。1938年1-2月间，他曾发表文章，信口雌黄地说陈独秀等人是“日本奸细”，说陈独秀从日本每月领取300元的津贴。

    整风开始后，康生抓住王实味事件作文章。

    人们都知道，延安整风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整顿三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认识。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整风开始后，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王实味在写《野百合花》之前，就给毛泽东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在延安街头出现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些问题。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对领导干部给予适当的物质照顾是合理的，作为知识分子干部应该理解；而个别不合理的地方，广大青年干部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延安的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党组织与来自敌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之间、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一提意见，有些老干部却产生猜疑，认为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批评他“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动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

    再如《解放日报》文艺栏曾登过一篇作家马加写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了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篇小说引起老干部的不满，编辑部作检查，在整风中一再受批评。

    诸如此类都产生了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极大重视，并对这一倾向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

    王实味写作《野百合花》、《政治、艺术家》等杂文，带头反对院长，主张全院大会民主选举，成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大会。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讲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以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加上过去王实味又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实味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

    这是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典型范例。

    最无辜的还是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王里、宗铮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在延安有来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时认识王实味，王实味与宗铮夫妇是近邻，彼此有些接触而已，他们却因此和王实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