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共产党转变路线，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卖国贼”的蒋介石，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也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无法避免”，开始着手改变以往政策，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以期获得苏联的援助；一面“着手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实现“和平联苏”的局面。

    蒋介石最早向中共伸出联系的触角是在1935年。

    1935年圣诞节，两个化名李融清、江帆南的人，从上海乘德国邮船，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李融清即陈立夫，为国民党资深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江帆南是国民党中组部要员张冲的化名。他们此行是受蒋介石指派，秘密访苏，商谈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并寻机同中共人士对话。

    为了避免外界舆论，陈立夫在国内谎称因病赴杭州休养。陈临走前还特地写好几封致亲友的信函，由家人携至杭州投寄，使人相信他在杭州，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去柏林后，陈立夫也行动神秘。但他的赴苏之行还是为日本特务获悉，并公诸报端。苏联害怕，蒋介石紧张，陈立夫被召回国。此行未能成功。

    但陈立夫布置的另一条联络渠道开通。

    陈立夫的亲信，时为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通过其部属谌小岑，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走出了与中共接触的第一步。

    1935年11月下旬，谌小岑给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写信，信中用了巧妙的暗喻：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姜”、“龚”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个字的谐音。吕振羽接信后，马上找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北方局研究后，吕振羽、周小舟代表中共与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

    而最早把国民党欲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也要宋子文设法打通同中共的联系。宋子文即和二姐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决定请老朋友董健吾去陕北一趟。董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特科人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与宋家关系密切。1936年1月，宋庆龄邀董到自己的寓所，把一包要件交给他，请他送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叮嘱，这件事要办好，成功了益国非浅。

    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带着宋庆龄为他办理的通行证，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从上海启程。到西安时，正值连天大雪，董便去找张学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张学良由此察觉到国民党中央正在同中共秘密联络，派人将董送入苏区。此后，张学良更加大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遂有了洛川谈判。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张闻天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会见了董健吾。董说明来意，“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戍顷（倾）蒋尚有款”。并转交了所带的一包“要件”：宋庆龄送给红军治病的一包云南白药和同她联系的电台呼号及密码。

    博古即将南京来人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情况非常重视，3月4日即联名电复瓦窑堡，明确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一个谈判方案。

    第二天，红色牧师董健吾携此方案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由此，10年干戈对峙的国共两党终于在民族大敌当前着手联姻。

    根据蒋介石姿态的变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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