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领导的谈话，称：“倘蒋能真正抗日”，“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首次明确表示“联蒋抗日”的态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内。

    同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并提出“逼蒋抗日”的问题。

    8月的陕北，天气已十分炎热，但毛泽东等人的头脑并未发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变化是为形势所逼，但骨子里还想“招安”共产党，收编红军，共产党不能上当。同时，蒋介石对联合抗日仍处于动摇观望之中，只有逼蒋抗日，才能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

    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比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前面要有人拉，后面要有人推，再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一拉二推三打，逼他抗日。

    毛泽东开始实施这个策略。从1936年夏天开始，他一面全权委托周恩来负责对蒋介石统战工作，放手让周恩来继续与陈立夫等人多方联系；一面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亲自致函竟达近百次之多，鸿飞南北，对象几乎遍及国民党党政军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信中痛陈中共对寇深祸亟的忧患，申明自相煎熬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希望他们共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诚恳态度，博得了普遍赞同，许多国民党人搬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呼吁国共尽快合作抗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屡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方案，从内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又率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本人，再次陈述共产党的愿望，态度至诚，非常感人。下面摘录几段以共飨：

    “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亡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之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救国救民之豪杰。”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烹察之。”

    然而，长期以来凝成的坚冰，怎能在顷刻间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蒋介石态度逆转，对中共态度强硬，秘密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认为剿共只剩下最后5分钟，催促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终于导致了12月12日蒋介石被囚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斯诺所言，“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经历了西安骤变的蒋介石，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开始认真调整内外政策，走到谈判桌前与中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至9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

    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