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