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