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新世纪后，变化更加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论及，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新世纪文学”的构成。“新世纪文学”在构成上与90年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变化是打工文学、亚乡土叙述、“80后”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

    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仍然是关怀人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应该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作品都堪称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应当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它几乎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各个方面，充满了种种精神冲突，表达了面对城市的漂泊感和异化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是一旦涌入城市，就会同时面临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就只能“在路上”，永远成为无根者。罗伟章《我们的路》着力表达的就是这种状况。

    与打工文学密切相联的是亚乡土文学，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现代转型社会时期农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乡村出现空心化状况，没有了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妇女。一些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开始揭示这一问题。可以说，当下的亚乡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极为相似，它们用力在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真切的社会人生图景，而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亚乡土文学并不缺乏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唤爱、引向善与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在亚乡土文学中，乡土已经不再是此前文学想象中的美丽家园，也不再是荒蛮愚昧所在的荒野，而无情地呈现出一种无奈的景象——这里的人正受到城市生活观念的冲击，却又面对着空虚的乡村。在亚乡土文学中，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空壳化的乡村时，首先揭示了现实问题，然后把揭示重点落在乡村中人的精神层面。贾平凹的《秦腔》中揭示出的就是一个连作者自己也无法定义的乡土，它陷入“无名叙述”，显得那样空茫，传统文化(秦腔)正在消亡，新的文化又无处可寻，引生的香和贾平凹的香一样，都是为传统文化的消亡而燃起来的。李佩甫、刘醒龙、何申、王海等人的长篇小说中都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亚乡土文学中，生活在乡土中的人往往大声地呼喊着两个字：进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表现了这方面的极致，宋家银一直做着进城的梦，但在现实中他却是节节败退、无奈黯然地退回乡村。打工文学描绘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精神状态，而亚乡土文学除了表现乡村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精神的空茫的同时，还表现城市人进入乡村后的冲突。陈应松的小说往往能关注到这一点，《马嘶岭血案》中所有的悲剧来自于人与人的无法沟通，农村人与城市人的隔膜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越可怕，这篇小说仿佛是带血的警告牌。

    “80后”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大景观。我并不提倡以出生年代来对作家进行划分，但是当下文坛上着力表现青春、成长等主题的，大多是80年代出生的作家，倒也不必讳言。所以，与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一样，“80后”写作具有许多共同特点，不容忽视。在市场化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80后”作家作品一出现，就以其惊人的市场业绩和全新的文学特征改变了传统文坛的状况。“80后”写作使文学和市场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三重门》和《幻城》的发行量令人震惊。“80后”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风格，他们的写作观念和对象都是迥异于其他作家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作家不愿再承担传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