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邪恶横行”的环境里的性格挣扎和汇演，人性被极度的扭曲与变形。就自我反省的力度而言，这些作品不可抑止地显示出愤怒与激昂。在度过由时代所主持的情绪仪式之后，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一批写改革的作品破门而出，像《花园街五号》《新星》《男人的风格》等。到了80年代中期，《黄河东流去》《钟鼓楼》等视野更开阔之作问世。再后来，力作联翩，《平凡的世界》和《浮躁》是两部对社会文化心理变化极其敏感，对农民的历史命运极其关注。与此同时，《古船》《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隐形伴侣》《突围表演》《金牧场》《洗澡》《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故土》、《洗澡》《蹉跎岁月》《生活之路》等纷纷涌现，长篇小说的阵容更为壮观，它们均开启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判性审视的新路径。⑻或把“人”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或从历史视界出发，或在日常的生活现场，拷问人性的内在构成，寻找“国民性”的归返之途，挖掘“痼疾”之根。这些批判在总体上趋向理性、丰富与深度，甚至有意识地锋芒内敛。

    “人”毕竟是民族的主体，民族的自我反省最终还是落实在“人”身上。不过，与鲁迅采取杂文式的、选取若干“国民性”进行辛辣地讽刺与否定不同，与史密斯从印象出发，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诗意的文化分析不同，长篇小说是以典型人物来体现对“国民性”的探讨的。它既包括着上述“原型”，但更形象地表现为人物突破做“人”的基本规范和道德底线之后的动物性、人物性格中的邪恶虚伪狠毒因素之逆历史性、人物不正当的生存活动对人类美好理想的破坏性等等现象来唤起读者的价值判断，以肯定或否定的姿态来达到对“国民性”的反省的。由于指向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建构，所以它始终持守着中和意识，当然也不无内在的挣扎与痛苦。在包括“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学者教授、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娼妓乞丐，各色人等”的人物谱系中，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通过三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批判策略”的。

    第一类人物是“否定者”。它与通俗的反面角色并不等同。在小说创作中，反面角色是指那些精神败坏、肉体堕落之“人”，它们是历史之“恶”的体现者。否定者则是对人类负面价值的总结，在涵括着“恶”的意义之外，还广泛地指向阻碍人类前进的所有惰性因素。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把它当作“国民性”标志来进行创作，与正面人物一样，它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只不过是采取否定态度，对“丑的对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已。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这类人物层出不穷。正如罗曼·罗兰曾说过阿Q是法国人一样，答里丢夫、奥勃洛摩夫、卡拉玛佐夫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呢？！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中，也出现了如郑百如、王秋赦、陆希荣、王纬宇、邬中、田守诚、鹿子霖、胡秉宸、郭中姚赵多多等否定者形象。他们道德败坏、人格堕落，没有是非标准，一切以实现个人欲望为最高目的；他们善于伪装，内心阴暗，信奉假恶丑的人生准则，公开践踏人类的真善美理想；他们善于钻营权力，甚至操控着权力兴风作浪，把人性之“丑”展示得淋漓尽致。作者们通过他们，既表达了对人性痼疾的义愤、对国民性反省的焦虑、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激切；又把他们放在种种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比较与审视，凸现“痼疾”的众生相并挖掘它们的根源。具体说来，如“运动根子”王秋赦就是“一身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在“文革”中，好逸恶劳、愚昧无知、狂妄无耻；王纬宇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虚伪、阴险、毒辣；特别是鹿子霖，几乎就是“纵欲”的代名词，“在男女之事上”，全无礼义廉耻，“实际就是畜生”；在财欲方面，既“巧取”白孝文的土地，又“豪夺”各保的捐税；在权力方面，“官瘾比烟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