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忧患的民族，是不可能生存的；一个有了忧患却不知反思的民族，注定是不会强大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言，文学是精神性的，但是，它若没有勇气承担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发挥针砭与批判现实功能的话，它最终将沦为政治与权力的“婢女”，失去自我的存在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当代镜像，长篇小说也正是从“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建构的。

    当然，首先启动“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主题，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追赶时髦，而是有着深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的。

    近代以降，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与“夜郎自大”的迷梦，血的刺激和强国梦的破灭使中国人学会了思索和忧患。严复、梁漱溟、陈独秀等人普遍认为，民族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人心之积患、国民性弱点、国民素质的缺陷”，所以，他们不但把“改造人心、改造国民性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途径”，⑶而且还在种种实践遭到挫败之后，内在地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原忧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不但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开启了伟大的“立人工程”。在他看来，正因为“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⑷所以，“立人工程”的首要任务与基础措施就在于“国民性”的反省与清理。在谈到“我为什么作起小说来”时，他认为要“画出沉默的国人的灵魂”，目的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⑸并以一生的创作实践努力建构起文学的“深层的批判机制”。

    自从鲁迅把“国民性”引入文学创作以后，它就好像一口坩锅，不断地聚拢着众多作家丰富的文学实践，形象地诠释着“文学是人学”的深在内涵；又成为无形的网标，不断地过滤着新白话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的实践精神。从文学与民族互生的关系来看，任一民族的现代化，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的，起点既在于从灾变(不足)中“觉醒”，但“根本”又不是“器物”与“制度”的改革，而是包括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层面的国民性反省；⑹文学作为民族的“精神胎记”，既真实地触摸着民族灵魂的蛰动，又通过有效表达生成着它的现代性与独特的审美特征。从卷帙浩繁的文学史来看，新时期文学正是如此，特别是作为担当国家文学实力的长篇小说而言，更是概莫例外的。

    新时期以来，人们在痛彻地控诉自己或者国家所受的伤害之时，也不得不椎心质问：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的浩劫？因为特殊的文体形式，长篇小说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反省之责，并从多个层面深刻地剖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一方面，它穿透了“建国之后盲目的个人崇拜、日渐激进的左倾思潮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等等社会因素，直接深入到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的主奴根性和乏自主意识；一方面，它又自觉地回归“五四”“人”的传统，特别是对鲁迅费尽毕生心力所建构的“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以‘私欲性’为内在逻辑、以‘退守、惰性、卑怯、奴性、自欺欺人、麻木、健忘、好面子、无特操’为显在表征”的劣根性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并以之为潜在参照。⑺正是依恃如此深厚的背景与精神资源，长篇小说也以民族的表征——“人”展开了不无坎坷的批判之旅。

    如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逻辑一样，长篇小说也在精神联系方面，首先就接续了文学对社会情感的渲泄和幸存者对“文革”期间的非人待遇、家庭惨剧及生离死别等等的愤怒控诉，然后再推及到对其根源的质询与反思，并最终落实到“人”的身上。最初的主要作品有《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它们大都以“文革”为聚焦点，在透过“文革”的源起、文化基础及传统制约等种种帷幕之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是非颠倒、美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