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他想到此次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真是捡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寥寥数语，我们又见到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作家对陈奂生心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刻画，作家还写出了农民群体精神上的痼疾：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这里，作家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农民们的势利和世故，让人深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

    在这些系列小说中，作家还写到了李顺大、陈奂生这类被称为“跟跟派”的农民的典型心理特征。他们的思维定势是：“干部比爹娘大”。这种思维习惯既与几千年来农民作为弱者出于生存目的对权势的过分迷信有关，也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中的“驯良”劣根性不无关系。鲁迅先生认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9］如果一个人处处驯良，事事驯良，只是没出息，那么，一个整体驯良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可言的。在思考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时，高晓声痛苦地触及到了农民作为一个族群，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在李顺大、陈奂生的身后，我们不时能够看到阿Q们的面影。对此，高晓声完全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认为创作的崇高任务就是“干预灵魂”，正因此，高晓声被公认为承袭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在寻根文学中，作家们在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同时，也挖掘了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负面遗留，以及这些遗风恶俗在现代生活中的不合时宜。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爸爸爸》中，韩少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眼目无神、行动呆滞，只会两句话：“爸爸”和“X妈妈”的白痴形象：丙崽。丙崽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一个愚昧、封闭的环境中，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在门前戳蚯蚓，搓鸡粪，玩腻了，就挂着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后生倒树归来或上山去赶肉，就会喊一声“爸爸”——……有时后生们也互相逗耍。某个后生上来笑嬉嬉地拉住他，指着另一位，哄着说：“喊爸爸，快喊爸爸。”见他犹疑，或许还会塞一把红薯片子或炒板栗。当他照办之后，照例会有一阵开心的大笑，照例要挨丁公或耳光。如果愤怒地回敬一句“X妈妈”，昏天黑地中，头上和脸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两句话似乎是有不同意义的，可对于他来说，效果都一样。丙崽不仅思维混乱、语无伦次，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侏儒。后生们一个个长高了，背也慢慢弯了，又一批挂鼻涕的奶崽长成后生了，丙崽的面相明显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但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此外，丙崽还感觉迟钝、麻木、呆滞。小老头被打惯了，经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几下，没有痛苦的表情……通过这些细节，作者深刻而又象征性地揭示、批判了传统文化中无所事事、无聊乏味、愚昧无知、停滞不前、懵懂麻木缺乏理性分辨力等劣根性，而丙崽生命力的顽强，似乎在暗示着这些阻碍民族前进的精神重负的难以抖落。小说还写了两个寨子为了一点私利互相猜忌、械斗，以及鸡头寨人“放蛊”、拿寨中人来祭谷神等原始鄙陋风习，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乡村妇女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