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象一片凄凉。

    严格意义上来说，办公室仍然开门营业，可连装模作样在工作的人都没有。电话铃响了——人们看过报纸或是电视上新闻对此事的报道——这一切在亨特8点半到办公室之前早就开始了。一阵阵的伤感让塔玛拉一个人也不搭理地趴在桌子上；吉尔满脸泪痕，眼泪汪汪地躲进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米基一边忙着陪人喝咖啡，一边忙着布置好花束，每隔15分钟左右就有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送来这些东西，他们和这些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有业务往来。

    亨特呆呆地坐在拐角的数据库隔间里，除了接电话就是盯着显示器不放，时不时在这些叫斯宾塞的人中进行随机搜索，这时他想到了一个点子。

    居尔打电话来核查情况，亨特知道虽然卡莉偏向他，也有技术支持，但正式的法律实施至少可以在有些事情上让她无可奈何。也许她现在还抽不出时间来查看通话记录。不管什么情况，有了伊万的手机号码，居尔了解到伊万最后唯一的电话是昨天下午三四点打给女朋友的。

    亨特刚刚想到这个点子，就建议居尔应该尽量弄到办公室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伊万昨晚是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如果5点钟之后有对外打出的电话，那就是他打的。居尔说这是个好点子，他会跟进调查。在其他方面，伊万的谋杀案没有任何进展。

    亨特在几个小时的睡眠中又做了一个梦，猛然想到一点：他可以确定父亲的地址，父亲可能依然活着。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点突然变得紧急起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能早一点考虑到这一最新的策略。他有父亲1970年居住的地址，他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事实上，他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现在，他知道是谁还住在他父母以前的公寓里，可这没有任何帮助。不错，凯文·卡森的信息还在数据库里，和当时的不动产有联系，但这条信息无法让亨特和眼前联系起来。凯文·卡森在那儿住过，那又怎么样呢？他现在在哪儿？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显然还找不到答案。

    一切都发生在那么久之前。

    塔玛拉推开门，走进亨特黑乎乎的里间办公室。亨特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呼吸缓慢而有节奏。塔玛拉弯下腰，摸了摸亨特的脸，小声地喊着亨特的名字。

    “我在这儿，”他说，“现在什么时间？”

    “11点30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你真好。”

    “是啊！”她说，“喝咖啡吗？”

    亨特眨了几下眼，坐起来，“我够得着。”

    塔玛拉站在他身后，“我知道你够得着，我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说过你真好吗？”

    “说过，”她伸出手，又摸了摸亨特的脸，“我去端杯咖啡来。”

    “我马上就喝，”他朝门点点头，“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两样，糟糕得很。”

    “我该让大家都回家。”

    “可能是该这样，”她在门口停住，“要我开灯吗？”

    “回来时开灯怎么样？”

    她噘起嘴，“我尽力记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亨特坐在沙发上，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突然，他抬起头，似乎试图辨别着若有若无的声音，然后他直起身，走到桌子边上，伸手拿起文件夹。几秒钟之后，他来到办公室门口，塔玛拉端着咖啡正好走过来。

    “咱俩不分胜负。”她说，把咖啡递给他。

    “谢谢。”他接过杯子，啜了一口，没有放慢脚步。

    “我是白痴，”他说，“不是我的父亲，是斯宾塞。”

    受到梦的提示，那天上午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父亲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