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起来可能有点突然。我打电话是想问问40年前的一件事情，你给儿童权益保护协会打过电话，说你们公寓楼里有问题。”

    “是的，我记得这事。两个白痴嬉皮士把孩子丢在一起，无人看管。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可真是个奇迹。哦，后来一个白痴被杀害了，是吧？我记得，凶手是她丈夫。”

    “是的，先生。也许根本不是那位丈夫干的，我这次调查的内容就是这个。那位被杀害的女士是我的母亲，我是被丢下不管的孩子之一，我想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来一趟，向你请教几分钟。”

    “问问其他的问题，当然可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呢？可我无法保证我记得的东西比我俩已经谈论的能多多少，你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那我想你已经搞到我的住址了吧？”

    正午过后，亨特驾车刚穿过凡尼斯大街到达吉尔里大街，就一头撞进雾里，前面真不亚于是一堵铜墙铁壁——可见度从一整条大街锐减为不到30英尺。他猛踩刹车，打开酷派的车灯，放下驾驶室的车窗，车速降到20码。他眯缝着眼，看着眼前白茫茫的一片，醉酒的感觉在这关键时刻又出现了。他一边朝前开着车，一边拿手指按住右太阳穴。

    亨特正常情况下喝酒不多，他已记不得上一次醉酒是什么感觉了。虽然他明白为什么这一次喝多了——六杯西奥多配制的双份威士忌就可以做到——他不是太清楚当时为什么决定一饮到底，除了清楚这个事实：这个启发性的实实在在的信息一直盘踞在他的心头，像是一个情绪上的弹子球，在心灵深处盘旋着，挥之不去。

    他把车靠边停住，在车内坐了十来分钟，反常地琢磨起接下来会面的这位会告诉他什么信息，他是否真想听到这些信息。

    他知道，这是心魔在作怪。得设法穿越这些疑惑，抵达疑惑的中心地带。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一脚将其踢开，然后继续前行。不管塔玛拉怎样持保留意见，这样做是没错的，这就是男人的做事风格。

    最后，他推开车门，走进大雾之中。风在吹着，温度有四十五六华氏度吧。风吹透他的运动衣，一直吹进骨髓。他走在去塔尔伯特家的那条街道上，手插在口袋里，脑袋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着。

    塔尔伯特住在富尔顿小区一栋有着六个建筑单元的二楼公寓里，富尔顿小区正对着金门公园北边的边界。怀亚特按着楼梯口金属门旁的按钮。一条水泥通道沿着楼边建造，形成了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一个铁制楼梯向左边盘升而起。

    亨特上楼，面前突然站着一个可能当过橄榄球联盟前锋的黑人，就站在四号室的门口，将门口堵得死死的。此人身穿一套没有商标的运动衫，脚蹬白色网球鞋，头发短而花白，一脸的络腮胡子，和他的大嘴正好般配。

    “是亨特先生吗？”

    “是我。”

    “只是确认一下，进来吧。”

    两人走过一条短道，左边是一间小厨房，接着是客厅，布置得整洁简朴，放着一把躺椅，一张低矮的真皮沙发，沙发旁边是一盏很时尚的台灯，摆着一张镀铬的玻璃咖啡桌，墙上安装着壁挂式平板电视。

    塔尔伯特示意亨特坐到沙发上，然后自己低下身子坐在躺椅上。

    “你打过电话后我一直在考虑这事，”他开门见山地说，“谈不上我还记得多少你说起的关于本案的特别信息，当然，我是说我记得有过审判。一开始，我被当成证人。谢天谢地，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次谋杀案，可你母亲被杀害那天我在上班，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我是指为起诉方或辩护方提供任何帮助。”

    “你很了解我的母亲吗？或者了解我的父亲吗？”

    他想了一会，“不怎么了解，我们不交往，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在门口打个招呼，问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