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属四野第十三兵团建制。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原所辖第一师改称第一一二师（师长江拥辉，政治委员黄玉昆）；第二师改称第一一三师（师长贺东生，政治委员王树君）；第三师改称第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安）。同时将辽北军区独立第十师拨归第三十八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一师（师长赵东寰，副政治委员蔡明）。全军近5万人。

    三十八军在四野中的主力地位，完全是靠打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普遍公认。当年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其评价是：“三十八军部队老基础多，战斗力顽强，能攻能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之主力军。”

    四平攻坚战后，三十八军虽然也相继参加了围困长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和攻克沈阳等重大战役，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被东野作为预备队使用。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这既是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种遗憾，因为这就使得它失去了许多建立新功伟业的机会。三十八军上至虎将军长、师长，下至普通战士，眼睁睁地看着头功都被兄弟部队拿去，早已按捺不住了。

    但机会总是有的，仗是有的打的。东野百万大军入关后，天津攻坚在即，林、罗、刘首长决定放虎出山。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发起天津攻坚战，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也想以对天津城的持久坚守，来作为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的筹码。傅作义显然对天津的防御充满了信心。就在我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前的几小时前，他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还表现了强烈的自信。

    邓宝珊将军在会谈中，向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等建议道：“天津嘛，最好不要打！”接着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林彪答：“计划打三天。”这显然已留有了充分余地。

    “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颇不以为然地说。

    我方代表决定让事实说话。根据天津的地形与敌情，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决定采取“东西对攻，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

    其中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井肩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井统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而四十四军和四十五军则由东向西担任辅攻。约定东、西两路大军对进，会师于金汤桥（今解放桥）。天津战役是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三十八军全军指战员为能在这次硬仗中担任主攻，感到由衷地自豪。军部决定让一一二师和一一三师并肩突破，一一四师随后跟进。军党委还向全军部队发出了“一仗、二胜、三好”的战斗号召。具体点儿讲，就是要打好入关第一仗；取得军事、政治两胜利；创造更多的“完成任务打得好，遵守政策纪律好，互相礼让团结好”的三好连队。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我军数百门大炮向预定目标一齐开火，顿时火光四起，浓烟翻滚，整个城垣都被黑烟灰尘所笼罩。很快，一一三师突破正面轰开了40多米的缺口，一一二师的正面也炸出了20米的缺口。

    10时15分，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在指挥所里，接到三十八军左翼主攻师一一三师报告：突击连三三七团三连已经把第一面红旗插在天津城上，小西营门的突破口已被打开了。接着右翼主攻师一一二师也报告打开了突破口。

    发起总攻仅15分钟，按预定计划我炮火射击尚未完毕，但突击连就已经冲了上去。如此神速的进展，使曹里怀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担忧。他怕我军炮火误伤了手下的战士。但很快他就解除了忧虑：我军炮兵发现红旗插上城垣后，便主动停止了破坏射击，发出了延伸射击的信号，而且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