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我的处女作长篇财经小说终于上架开卖了。

    高中立志要写部小说的时候，十五六岁，《操控》签出去的时候，又一个十五六岁过去了。

    16年，太久了，久得杨过和小龙女都重逢了，久得我都不愿意为它写自序了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其实，即使不是本书编辑抗拒那种锋芒毕露的文风，非要我云淡风轻些，这本书的自序里我一样不愿去回忆。所以，最初看到周鸿祎中学时代对计算机那样痴迷，以至于大学非计算机专业不读的坚持，我的神经就那么颤了一下下。那是种理想的滋味，纯净但苦涩。

    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和思想，感觉就像把自己的记忆也拉长了，顺着夜的隧道，潜入历史的幽深，然后可能就被他的某些经历打动，唤醒自己曾经的体验。人生的共性，诸如当初对理想的倾注，顷刻间被连接。然后，也许在某个时间的当口，芸芸众生中行进的你也歇下来，徜徉在浓浓的夜色中，或者在暖暖的阳光下，突然就与我们相逢了。

    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都那么美好。

    事实上，我是在大三才从老爸一次得意的大笑中得知，原来当年他和我的班主任私下商量改了我的高考志愿。招生调档的错误不是调剂结果最主要的原因。他的理由是我们那届学中文的太多了，怕我以后不好找工作。

    理想与找工作之间的第一轮较量，我输了。

    我没老周那样坚持，我选择了妥协。

    这种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务实而具有牺牲精神，因为那是师范大学减免学费的最后一年，可以给拮据的父母省一笔钱。但从主观上来说，其实我最害怕的还是再重复一遍高三的非人生活。于是，在“还可以转系”和“可以修双学位”的建议下，我走进了政治经济系的课堂。

    如今看去，四年的大学时光并没有把我变成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相反，因为几位教哲学和宗教的老师才华横溢，我获益匪浅，在后来北漂的数年里不断有思考和体会。但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遗憾的，那就是岁月的流逝。

    进大学后，我先后尝试过转系和攻读双学位，但都因为学校没有先例而作罢。对于一个西南地区的省重点大学的落后，我理解，但此后最黄金的青春岁月，有大部分是在沮丧乃至破罐子破摔的情绪中流逝的。

    更悲哀的是，没有人告诉你还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这一切，那是漫无目的的一段时光。直到大四，才知道原来还有考研这条路。大家也知道，那是条比高考还要恐怖的路，尤其还要转专业。英语不好的人考研有多悲催，这里就不赘述了。

    等我教了几年的法律基础和邓小平理论，最后走进北师大文学院的研究生课堂时，差不多已到了“剩女”的年纪。

    所以，看到老周因为英语不好产生的种种畏难情绪，我的神经又颤了那么一下下。

    事实证明，英语不好也不是很打紧。老周照样可以成为亿万富豪，我也可以写我的小说。

    年过二十，心态平和了不少，当然不会因为与老周财富上的天壤之别有多失落。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机遇本不同。我感到深深失落的是时光的不可逆转。

    因为不甘心，于是千辛万苦去考研；读研后又发现，什么专业到了研究生之后都不太有趣，梦寐以求得来的东西其实还不如中学时候躺在河边，大学时候坐在图书馆里读闲书有意思。文学里各种主义、结构、理论，真是不比政治经济学、法律哲学等轻松到哪儿去。然后不安分了，修完学分就开始四处打工。走出象牙塔一看，懵了，啥都不懂，都得从头学。而那些早早进入职场的同龄人已经拿着高薪、顶着耀眼的头衔了。毕竟，五六年，足以挤身行业资深人士的行列。

    偶尔我会想，如果老周当年不是那么坚持他的计算机，也像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