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恶魔”，大概是勒内如是说。
一到巴黎，我就跑去看瓦莱里，到他家不见人影儿，却在奥德翁剧院，看见他和什沃伯在一起。——瓦莱里和我——交谈几乎很吃力，谈些社会新闻。我没完没了地道歉没有给他写信。他对此似乎耿耿于怀，当时就令我很伤心。
我回到家中心灰意冷。怎么办呢？人走了：社交圈子重又关上门。自己不知道讲什么好了，而他们所讲的话，你只是出于好奇才感兴趣。他们怪你用不着他们了，觉得你变得陌生了——也就成了敌人。开头还没有觉察到。数月孤独的生活，使你看到任何朋友的面孔都感到可亲，想扑上去搂住脖子，可是对方却微微一笑，——审视你——对你说：“嗳！嗳！”你就丧失了分寸感，不知所措。就像一条狗似的示威。而在外边，天地辽阔，你的激情就毫无阻碍，只有自然的约束了。
可是在这里，自然的约束隐蔽在人身上，这便是他们的谴责、嫉妒、仇恨。只要我不敢公开仇视别人，我面对他们，就自我感觉尴尬、趋奉、虚伪。这绝非我的价值，如果我根本不以自己的价值为取向，那就等于自我扼杀。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今天还根本谈不上险恶，只不过离开了数月。然而，再过三四年——到那时我想重新露面呢？别人忙什么事儿，我已不感兴趣了。我到了他们面前，成了陌生人，成了敌人。——我在他们中间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摆出同他们对立的姿态；我势单力孤，就必须有特别大的能量，——否则就销声匿迹。
这种双重背叛，保尔至少应当亲口讲，而不应该坐等别人告诉我。说背叛未免重了些，不过，说是懦弱，我还不大理解……果真如此，他为什么把我的版画给了皮埃尔·路易，让他看到玛德的肖像。
在库沃维尔他对我说：“唔，我呀，在这种事情上是一丝不苟的，一幅版画属于画上的人，而不属于作者。要版画我得向你讨。底版是你的。”须知我已经对他说过，我打算送给皮·路一幅版画。
这还没什么。事关玛德的肖像画，就严重得多了，我尤其感到难过的是，这事玛德已经知道了。
怪事：回想不起来在哪里，什么时候第一次读斯温伯恩
后来，场景浮现在眼前：我给玛德莱娜朗诵《时间的胜利》（在比斯克拉她的客房里），还有在科马伊街的办公室，当着保尔和德鲁安的面，念了《普洛塞耳皮娜的花园》。
我认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惠特曼也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初读《时髦》杂志上的译诗；
关于R感到自身缺乏。
因为，雅娜令人佩服——我们大家都忘不了。她回答××对她说的话：
“她真可爱，这位小小的德鲁安太太。她总是笑呵呵的。请问，太太，您是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哲学？”
“这还用问，博士：从我丈夫那儿呗。”
在库沃维尔最后那几天，既有益又惬意。只有玛德和弗拉乌兰我们三人，我开始整理我的全部回忆
正是今年秋末，出现所谓“倒霉的”时期：今天晚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