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20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近前线。可是早在10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12月3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份太明显了，第一批委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蒋介石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1926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年1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铿地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的。他说，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经在蔓延。陈公傅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10月政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全是说的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对广州通过的10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脑，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词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谭延闿起先懒洋洋他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