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动者要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枝礼堂的墙上有三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1842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1900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1926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10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控制了4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斗争。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汉。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算命先生说，这是“一正压三邪”。何谓“一正”？即蒋介石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张作霖的“作”字，吴佩孚的“佩”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此为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也。蒋介石名声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倒不全因这位痴心女性口吐莲花。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的法宝：在敌视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