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上的第一堂剧作课，是谢飞老师推着他的二八大车，带全班同学去菜市场观察生活。

    老师们骑自行车的时代过去后，对现今的叙事艺术，也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学艺期受的教育，是“口是心非”方为语言，现今以此原则写就的得意之笔，常遭病垢，要求作出“再直白些”的修改。

    提出反抗，会遭到“看不懂”的回击——这个概念，很像六十年代的“人民”一词。“看不懂”和“人民不答应”，这一对话语，可以摧毁一切。在我阅读的范围里，还没有看到一个聪明人能想出应对的话。

    在一个“再直白些”的年代，艺术观念发生着巨变，如能变出新东西也好，但百年历史里的巨变，往往只是变没了。

    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严重贬值，甚至是负值，已成型的审美趣味成为生存的障碍。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门类，对于受众，是有要求的，即是有审美素养的人，回想第一次入音乐厅第一次入画厅，必有忐忑。

    可悲的，我们的师辈把小说电影设定到绘画音乐的高度。现今，市场的多数操纵者们将读者观众设定为无知无识的人。商业霸权体现在以最低标准办事，最低标准下，无理可讲。

    小学受到的义务教育，大众都是聪慧、有道德、有思想者，所以推翻统治阶级是合理的。而今的读者观众定位，则将大众定位为愚蠢、粗俗、无要求的一群人，没理由推翻任何东西。

    大众的定义变了，叙事的定义也变了。八十年大陆的电影观念，完成了法国纪实美学和苏联诗电影的融合，从学理上讲，两者是融不到一块去的，而是二者激活了国人原有的审美，借二者说事，在剧作法和影像上皆有创举，格调之高，原本有日本战后电影黄金期的迹象，建立起民族电影语汇、出现众多个人成就者。

    才子无杰作，是文艺之哀。有才华者的探索之路，往往被生硬打断。经济的摧毁性，大于政治。

    日本电影黄金期，基于社会要重建民族自信的心理，寻找民族优质，成为最大的商业元素。日本也有此传统，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忙忙叨叨地伪造了武士道，一路增强，而之前，武士是低级官僚，大众崇拜的是中国人和自称有刘邦血统的日本贵族。

    日本没有武士传统，从他们的武圣——宫本武藏聊聊无几的历史记录，便可看出，那是一个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人，小人物。伪造武士道，只为给传统文化找一个向大众传播的载体。总之，他们成功了，确立了民族优质。

    而八十年代至今的电影实践，则是以抹杀民族优质为前提的，一直在学港片、美国片里的商业元素，我们如此热衷于元素，出现了《电影元素》、《戏剧元素》等流行书，只顾偷招，总爱找现成便宜，放弃了思索和传统。

    加上我们百年来的习惯动作，不是确立民族优质，而是诋毁民族优质，五四以来的名人，都在做民族批判。几位导演有建立民族优质的自觉，但上上下下都没有这个需求，没有大方向的共识和热情，也就无力了，整体迷失。

    八十年代有一场非常奇怪的文艺论战，文艺片和商业片之争。两个概念，本没什么好争的，也是借二者来说事，从文字记录上看，师辈们之所以热烈欢迎商业片时代到来，是企图借市场势力，为创作争取更大空间，想在“商业原则”下藏身，以“观众不答应”为自己撑腰。

    可惜滚滚而来的商业，如此低端，辜负了纯真善良的师辈们的厚望。

    “人民不答应”的话语权，落在了商家手里，资方和制片方往往具备“比你更懂电影”的姿态，是现今影视圈的常态。好莱坞的电影体系，导演多是执行导演，剧本定型权、剪接权和选角权在制片人手里——创作者受压制，是有雄厚理论依据的，他们喜欢这样。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