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便摔落在地，黄老君立刻变色，慌张告辞。回到屋中，我闻到茶水已有臭气，浇在窗台的花上，花瓣就成了乌色。他用的是一种叫“烂肺草”的毒药。

    望着逐渐溃烂的花瓣，我对张作霖有了新的判断，受欺于这种江湖骗术，说明他还不是一世英才。

    我其实只想杀人。山中岁月已将我磨钝，作为一个“侠”，在这个乱世，判定是非的思考太消耗心神，我只想无思无想连绵不断地杀人。

    居住在北海，这明朝四百年清朝三百年雕琢出来的风景，也不能熏陶得我有一丝宁静。

    此时在孙传芳在江苏与北伐军对抗，吃了败仗，化妆坐火车到了北平，对张作霖说：“咱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水稻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来。”张作霖说了声：“好！”

    两人达成了联合协议。谈妥后，张作霖宴请孙传芳时不单叫上了六姨太，还叫上了我们三大高人。宴会上，黄老君进行了助兴表演，两手在空中一抓，变出两只白鸽，扑楞楞飞走，赢得掌声一片。

    我一直盯着孙传芳。可想他前的危机，来见张作霖竟没来得及卸妆，他为自己粘上了五缕长须，他原本就是气宇轩昂的人，更显威风，如此化妆，在乘车时会极为显眼，与他隐藏身份的本意出入甚大。

    我随时可以杀他，但我没有。既然谷兰小姐的夫婿已有了计划，就让他去办吧，如果成功，他们夫妇的感情将加深——

    孙传芳离开北京时，我病了。一直高烧不退，为防止黄老君趁机加害，当他随张作霖来探病时，我仰头一望，将他射杀。

    面对身旁黄老君的骤死，张作霖显现出英雄本色，仿佛没有看见，语调平静地说：“能为我杀一个人吗？”我：“等我病好，马上就办。”

    在我生病期间，孙传芳的部队被击溃，张作霖的几道防线均被突破。他已经决定退回东北，但关东日军断了他的归路，提出割让间岛地区的条件。

    张作霖与日本人举行了多次谈判，一次在谈判前对侍卫说：“上街去给我买一个假翡翠的烟袋杆。”买回来后，张作霖两手握着掰了掰，满意地说：“碎得了。”

    他果然在谈判时掰断了烟袋杆，向日本人表达了最强硬的态度。当晚他来到我的住所，大叫一声：“病好了没有？”我说：“杀谁？”

    他要我潜回东北，杀掉一个关东军司令以下的任何高官，引起骚乱，他就可以趁机回东北了。至于杀日方军官的后果，他说：“延吉县里的朝鲜人组织了个反日的青年党，就赖在他们头上吧。”

    当时已经有日本特务在刺探他回东北的列车班次，我动身前向他告辞，他感慨地说：“要是黄老君还活着，就可以请他掐算个吉日了。”这句话令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到达关东后，我连续刺杀了两名日军大佐，但没有引起骚乱，似乎他们正忙着一件重大事情，对两名大佐的死亡已顾不上。

    当我准备刺杀关东日军的参谋长河本大作时，日军在皇姑屯用三十麻袋黄色炸药炸了张作霖的专车。张作霖的专车是前清慈喜太后所乘的花车，长二十二节，张作霖的位置在中央，生死未卜。

    后来有传闻，张作霖曾几次更改启程日期，就是要选个吉日。火车出发后，顾问菊池武夫在中途下车，他曾向张作霖透露许多日军秘密，也难免不会向日军透漏张作霖的秘密——

    他的遇刺给我造成严重打击，在这个世上，要想刺杀一个人，不必学《灵动子》，只要有炸药就可以了，我在这世上还有何用？

    在张府的岁月，只令我有了个姓氏。当确知张作霖已死后，我离开关东，向山西而去，在沿途旅馆都用“柳”姓登记，至于名字，起过“柳作霖”也起过“柳传芳”。孙传芳，他应该死了吧？

    我在山西呆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