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时，一位沉默不语而又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就是李承晚总统。不论美国人的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联合国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条件下讨论和平。当美国——还有联合国——进入朝鲜战争时，李承晚已经取得了他们的诺言，现在他要抓住他们兑现。1951年6月和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国部队从朝鲜完全撤出；

    ——北朝鲜进行裁军；

    ——联合国承诺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朝鲜；

    ——南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坚守其决议，呼吁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不要让任何外国军队存在。这位年迈的总统已经看到，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的国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毁。他不打算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了，不管美国是多么急于摆脱这场战争。他很显然害怕美国将在三八线上解决战争（华盛顿确实正准备这样做，在战线上做一些相互迁就的调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续进行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约翰·穆乔大使和其他在朝鲜的美国官员的特别担心。但是穆乔的确注意到，李承晚“对于每一个最终可能要出现停战的迹象已越发感到气恼”。当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纽约州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访问汉城时，李承晚很欣赏他在穆乔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国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祈祷停火无法达成”。使穆乔烦恼的是，这种反停战情绪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稳健派成员之中，一位部长就指责联合国军“向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的骄横气焰和轻侮行为卑躬屈膝”。

    阅读着这些材料，以及1952年头几个月由汉城发至国务院的相类似的数十份电报，笔者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美国政府任何一级机构所撰写或评论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驳倒的，这就是：杜鲁门政府期望，出于某种原因，李承晚能够接受联合国军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解决。在这里，穆乔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几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鲁门总统的确曾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能有一项解决办法，因为朝鲜战争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穆乔不但没有去寻找迁就李承晚的办法，反而按照艾奇逊的命令，实际上告诉这个南朝鲜人必须合作。于是李承晚“变得怒火中烧”（穆乔的话），坚持说他的政府绝不接受停火，杜鲁门应当晓得同共产党谈判是“错误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乔的报告，穆乔警告说，李承晚的态度将会“严重危及”解决办法。他觉察到李承晚威胁要把韩国部队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证停战签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韩国军队。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人（即总统、国务院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同李承晚讨价还价，甚至都不愿意向他做出进一步解释。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电报建议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战作为“既成事实”，然后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以确保韩国人服从”。在这份电报之后，杜鲁门紧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项个人警告，相当于一个讹诈要求：李承晚必须遵照美国人的指导，否则就要失去战后的任何支持。这一照会虽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语言表达的，但它是一份给一个盟国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胁的最后通牒：

    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援助以抗击侵略、谋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并修复这一侵略造成的破坏。但是此种援助之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展示之责任感、其维系朝鲜人民团结之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之忠诚程度。

    但是李承晚不想被吓倒，他暗示要把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的指